自留地制度，是父亲[FuQin]在1953年提出的，并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利于农村经济和农民[NongMin]生活的一项好制度”，得到农民[NongMin]的普遍认可。但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取消社员自留地的现象。对此，父亲[FuQin]向中央建议，迅速恢复被取消的自留地，以便农民[NongMin]“发展家庭副业和养殖业”。1959年6月16日，父亲[FuQin]在中南海见到毛主席，陈述了自留地的必要性，又连夜写成《关于自留地问题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送毛主席阅览。此信后来成为“关系中国五亿农民[NongMin]切身利益的重要文献”，事实证明，自留地恢复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NongMin]生活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1961年3月，父亲[FuQin]接到闽西干部群众的数百封来信，反映农村出现的问题。这时父亲[FuQin]已经年过六旬、疾病缠身，但得到刘少奇同志委托后，马上起身去闽西实地调查。乡亲[XiangQin]们听说父亲[FuQin]回来了，纷纷出来迎接。父亲[FuQin]进了以前的老接头户陈东坑老妈妈家，老妈妈拿出家里仅存的蕉芋粉(山上野芋头做的粉，困难时期家乡群众的主要代食品之一)，用开水冲了，兑上点糖精，颤巍巍递给父亲[FuQin]。母亲[MuQin]和保健医生马上提醒说：“邓老，别喝了，您有糖尿病。”父亲[FuQin]端起碗来边喝边说：“这是乡亲[XiangQin]们的一片心，他们让我喝，我能不喝吗？”

　　父亲[FuQin]经过调查，发现农业生产中存在“指标过高”和“只允许当地农民[NongMin]种烟叶”等问题。在地委会上，父亲[FuQin]用家乡话要求干部们“下到生产队里去，告诉农民[NongMin]地里什么熟的快就种什么，什么收成多就种什么”。回京后，父亲[FuQin]向中央写了一份详细报告，提出了“进行生产责任制”、“扩大自留地”等十项建议。这年11月，父亲[FuQin]放心不下，就又回家乡去看了一次，当他看到农民[NongMin]种的南瓜、地瓜已经有了收成，这才松了口气。

　　“当农民[NongMin]就应该接受锻炼”

　　“文革”中，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父亲[FuQin]也受到了冲击。“造反派”到我家，叫父亲[FuQin]去“开会”。母亲[MuQin]和我们[WoMen]都很担心，但父亲[FuQin]却说他不在意。在会上，“造反派”批斗父亲[FuQin]，说他是“反革命”。父亲[FuQin]镇静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我在闽西跟毛主席一起搞土地革命。”接着就对“造反派”说起自己当年带领农民[NongMin]兄弟闹革命、打游击的故事。故事讲得有声有色，让在场的人都听得着了迷，觉得“这老头人还挺好”，还给父亲[FuQin]搬来把椅子。记得很多次，“造反派”高喊着“打倒老右倾邓子恢”到我们[WoMen]家门口贴“大字报”，父亲[FuQin]就一团和气地站在门口，绘声绘色地给他们讲当年参加组织农民[NongMin]运动的革命经历，让来时一脸严肃的“造反派”走时逐个和父亲[FuQin]握手道别。

　　作为邓子恢的子女，我们[WoMen]也同样经历了“非常时期”，当我们[WoMen]遇到困难时，父亲[FuQin]总是以他那淡定、沉着的态度感染我们[WoMen]。姐姐下乡插队，在北大荒饱受冻疮之苦，父亲[FuQin]就鼓励她说：“当农民[NongMin]就应该接受锻炼。”父亲[FuQin]对我们[WoMen]说：“虽然没学上了，但你们不要放弃学习。”他也身体力行：弟弟在部队上喂猪，父亲[FuQin]就跑到书店买了一本喂猪的书给他寄过去；我去当兵，他送给我《十万个为什么》。

　　在这段“非常时期”，父亲[FuQin]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家乡父老。记得有一次一些人来“调查”家乡一位烈士遗孀的情况，硬说她是“叛徒”。才听罢，父亲[FuQin]猛地跺脚，把头上帽子一摔，怒道：“你们懂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历史？她这种人在革命最低潮时都是支持革命的，你们有什么证据说她是叛徒？”听说那位婶婶作为烈属的一个月几块钱的补贴被取消了，父亲[FuQin]马上找到老战友张鼎丞商量。此后，两人每月给她寄十块钱，并持续了很长时间。

　　虽然父亲[FuQin]已过世多年，我也退休在家(只是义务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工作)，但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仍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记忆中，父亲[FuQin]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奋斗终生，这其中最让我难忘的，当属他对农民[NongMin]的那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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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子恢(1896—1972)又名绍箕，福建龙岩人。1913年考入龙岩中学。1917年2月，东渡日本，在东亚补习学校学习。1918年4月回国。1923年9月，创办《岩声》报，传播马克思主义。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与领导闽西起义，任中共闽西特委宣传部长、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1929年，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1930年，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1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工农民[NongMin]主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40年8月，任津浦路东人民抗日联防办事处主任。1941年1月，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同年，任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委员、新四军第四师政治委员、中共淮北区党委书记。1945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1946年春，任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兼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1948年6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1949年3月，当选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同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1950年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南财经委员会主任。1953年1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20世纪60年代曾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