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文革”爆发后，任曙林发现那时候打人最狠的就是初中生，而且往往是女生。“奇怪了！到他们[TaMen]岁数大了反而不会那样子了。”任曙林后来[HouLai]进入了艺术领域，他说这“把自己[ZiJi]救了”。

　　“八十年代”是个迟来的命名，当年的经历者开始用怀旧的口吻谈论它。彼时本是个百业初兴的时期，国家刚刚恢复元气，思想和生活的自由逐渐开启。正在成长、正当青春的是任曙林镜头里的少年，也是一个国家。

　　□南方周末记者姜弘发自北京[BeiJing]

　　在北京[BeiJing]做生意的王琳，一看到照片[ZhaoPian]上的26年前的自己[ZiJi]，眼泪就掉了下来。影像中，她和一位男生隔着几张课桌低头看书。那是1985年，他俩正在北京[BeiJing]171中学[ZhongXue]上高二，一个没事就在学校转来转去的“怪叔叔”拍的。“怪叔叔”叫任曙林，他在王琳的母校先后拍了近十年，拍掉了三百多个胶卷。策展人那日松从三千多张照片[ZhaoPian]里挑出159张，在北京[BeiJing]798映画廊举办了一个“八十年代中学[ZhongXue]生”摄影展。

　　王琳是2011年4月30日开幕那天，接到了中学[ZhongXue]同学程文的电话，听说了这个摄影展上，其中一张照片[ZhaoPian]上的人可能是她———程文大学毕业后回到171中学[ZhongXue]当老师[LaoShi]，现在[XianZai]是学校领导。

　　照片[ZhaoPian]上的那一年，王琳在和照片[ZhaoPian]上的男生早恋，那天放学后，教室里就剩下他们[TaMen]两人了，他们[TaMen]坐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忽然听到有人要来，两人慌忙分开，走进来的正是任曙林，他按下快门，捉住了这个瞬间。

　　任曙林是在摄影展开幕式上，才知道自己[ZiJi]26年前进门拍照前发生了这样的故事，他原本的记忆是这样的：“我进屋后，只能听见夕阳移动的声响，他们[TaMen]是那么专注地在看书写字，似乎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但我可以强烈感到波与场的存在，对方的每一次心思念头都是可以相互感觉到的。我觉得我是个不应该出现的第三者，拍下他们[TaMen]后，我悄悄地走了。”后来[HouLai]，王琳和照片[ZhaoPian]上的男生早恋的事被老师[LaoShi]发现，高三分班时，他们[TaMen]被拆开了；后来[HouLai]他们[TaMen]双双考入北京[BeiJin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再后来[HouLai]他们[TaMen]结了婚，又离了婚。

　　王琳看展览后给前夫打了电话，前夫很忙，不能来看展览，她就把那张照片[ZhaoPian]传给了他。

　　直到6月1日摄影展结束这一个多月里，和王琳一样的171中学[ZhongXue]学生们呼朋唤友地来了。大家在照片[ZhaoPian]上辨认着：这个同学现在[XianZai]已经成了银行行长，那个现在[XianZai]是工程师……映画廊变成了同学会，失散多年的同学在这里重聚。也是二十多年后，他们[TaMen]才恍然大悟，那个人干的竟然是这么一件事。

　　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的十年拍，始于拍摄1979年高考，此后他开始走进校园。

　　1979年，任曙林25岁，在煤炭部下属的煤炭科学院电影室里工作，他托人找到了离家和单位都只有几百米距离的北京[BeiJing]171中学[ZhongXue]，和校长说他是搞摄影的，想长期拍中学[ZhongXue]生。老师[LaoShi]们一开始不大同意，怕影响课堂秩序，但最后校长还是答应了，条件是不能拍课堂。

　　北京[BeiJing]171中学[ZhongXue]位于和平里北街，1958年建校，1970年代末成了东城区重点中学[ZhongXue]。那时，不断有挎着相机到学校来的记者，老师[LaoShi]会按要求组织学生“配合”拍摄，这让不少学生反感，“不就是表现‘四化’建设成果嘛。”叛逆的男生会在私下里痛骂这种“配合”，对积极“配合”的女生不屑一顾，一旦挎相机的来了，他们[TaMen]就会放倒消息树———“拍‘四化’的来喽。”任曙林也被学生们当成了来拍“四化”的。可没多久，孩子们发现，这个人好像不大一样，老师[LaoShi]不做任何组织工作，这个人也来无影去无踪，你做什么他也不干涉你，就忽而按一下快门，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也不懂有什么好拍的。“不说话，不交流”是任曙林刚进学校时给自己[ZiJi]定的一条规矩。“我不是老师[LaoShi]，也不是他们[TaMen]的朋友，我就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他们[TaMen]学生牛，我也牛。”任曙林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4年初夏，任曙林跟的那一班从初一到了初三毕业。一天，有学生给了他一张纸条：晚上，北海五龙亭。他如期赶到，发现就他一个“外人”———那是孩子们自己[ZiJi]的毕业道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