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几位日本贵宾觉得，“如果王进喜是中国工人的代表的话，那么陈永贵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于是纷纷奔上去握手。“但在握手的刹那间，我感到有些困惑。之后，不知谁嘀咕道：‘他的手怎么软乎乎的？’”川口是北海道农家出身的日共党员，基于过去的经验，对农民有着固定的想象。“这种感觉与头戴白头巾，耕田犁地的纯粹农民的手相去甚远。见面的印象远不如和王进喜见面时那样令人激动，只给我留下某种难以言喻的不太愉快的感觉。”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1月10日刊 作者：刘柠  原题为：自1956－1973：一个日共党员在中国的传奇

　　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中国，从此一住十八载，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轰轰烈烈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社会实验中，改造思想。从整风、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如此传奇不是传说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军，而是发生在战后中日间的一段真实故事……

　　日本共产党党员川口孝夫（1921-2004）在中国住了18年，经历了从反右到“文革”的一连串政治运动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他原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当时的日共处于半地下状态）。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中全会，两派（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1956年3月，应组织上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放。

　　缘起“白鸟事件”

　　1952年1月21日晚，北海道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官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人射杀。嫌疑人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白鸟事件”是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被暗杀的白鸟一雄，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社运为目的的“特别高等警察”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对半合法化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凶恶敌人”。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将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在日共的策动下，“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市民哄抢运煤列车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静坐示威的“我们要年糕”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刽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白鸟事件”恰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流亡中国，川口孝夫夫妇就是其中的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