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美好的年华，

　　全部奉献给你啊，

　　亲爱的大庆！

　　……

　　宋振明去世后，大庆万人为他送行。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江泽民、李鹏、李先念、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中央领导送了花圈。而他的大部分骨灰则按宋振明本人生前的遗愿，放在了大庆的7个会战著名纪念地，“好让我的灵魂永远伴着大庆”……可是我知道，在大庆举行的遗体告别现场，有人将余秋里送来的花圈扔了出去——他们怨恨在中央高层的余秋里没为宋振明说话。这事传到北京的余秋里耳朵里，这位石油部老部长、独臂将军含着泪花，对天长叹一声：“他宋振明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我怎么能不为他说话呢？可是……”一个“可是”后面，有多少让这位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老石油人内心无法说出来的委屈。而这份多年压在独臂将军心头的委屈，多少年后也没有释放出来。1994年10月31日晚，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立下卓著贡献的余秋里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他在301医院的病床上整整躺了近5年，成了完全的“植物人”。据他的秘书讲，在这5年中，只有当亲人在他耳边放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的那段录音时，老石油部长会脸庞渐渐泛红、泛红……似乎有了某种意识。1999年2月3日，余秋里的心脏彻底停止跳动，终年85岁。

　　这些都是后话。

　　 但“渤海二号”事故，真正承受最大打击和压力的也许要算康世恩。因为康世恩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者和主要组织领导者，从出任燃料工业部西北石油勘探地质局局长起，他康世恩一生就没有离开过石油工作，而且一直处在决策与组织指挥的最高层。“渤海二号”事故发生时，他康世恩虽然不是石油部部长了，但他是国务院分管石油部的副总理，石油部一切重大决定还都应该与他有关。国家正在百业待兴的时候，石油工业对外开放处在最紧张和关键时刻，“渤海二号”如同当头一棒打在了石油人脑壳上，当然康世恩可以说是受冲击最重的。他受记大过处分，也开了国家副总理的先河。让石油人当时极其焦虑的是：正处石油工业对外开放的战略步子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的关键时刻。康世恩这棵大树倒了，一百万中国石油大军不成了散兵游勇了？

　　石油人急啊！急得甚至乱骂人：妈的，海洋上打井，谁也没有干过嘛！能保证不出一点事吗？再说了，海上起大风，我们能顶得住吗？老子干了一辈子石油，流血流汗，现在倒好，一出事，就啥都不是了！奶奶的，探石油真不是人干的活！可不是，干死人的是我们，被人骂死的也是我们，这世道哪有公道！

　　石油系统内部也有人起哄，一些过去在具体事上受过委屈，或者像提拔、分房、工资待遇上自认为吃过亏的人，这时也向某些已经倒了霉的部领导发难……

　　石油部厂矿领导干部会议上，老部长余秋里出现了。他扫视着一向激情澎湃、气氛异常热烈、而今则变得死气沉沉的厂矿领导干部会场，一改其往日侃侃而谈、慷慨激昂的风格，表情沉痛、语气凝重地说：“同志们，这次‘渤海二号’事故，造成这么多同志牺牲，我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作为国务院的一个成员，作为石油部过去的领导人，也是负有责任的……”说到这里，余秋里的语气十分低沉，会场上的气氛更是格外沉闷。

　　突然，主席台上，一声怒吼：“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了国家的石油工业！影响了我们‘石油人’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台下的干部们被老部长熟悉的大嗓门一下又震撼和震动了。

　　“我希望大家振作起来。要经得起考验！我也相信我们石油部的人是经得起考验的！”余秋里一转话锋，说，“现在我提四点希望：一要正确对待批评；二要勇于正视批评，决不可以护短，更不能文过饰非；三要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虚心征求和倾听各种批评和建议，绝不能再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四要振起革命精神，奋发图强，埋头苦干，整个石油行业要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

　　“你们有没有信心？”余秋里收住话茬，目光盯着台下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脸孔。

　　“有……”台下的回音零零落落，有气无力。

　　“有没有信心？”老部长的目光里溅出了火星，声音提高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