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你们的意见我拿到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议一议，原则上我同意这个方案。”当时的国家总理口袋里也实在没有什么钱。一个工业部门增加5亿元投入不是小数目。然而石油能源对整个国家的影响面太大，焦力人的方案后来被采纳。

　　可1亿吨的任务如何完成，石油部上下心里完全没有底。

　　余、康二位石油老部长又聚到了一起。在病房内，余秋里握着老战友异常消瘦的双手，又心疼，又焦虑地说道：“老康啊，我们俩看来又有点回到当年刚刚到松辽那阵子了。”

　　康世恩很勉强地笑了笑说：“那阵子我们只知道往前冲，冲上去就有胜利的希望。我看现在也该拿出当年那股冲锋的劲儿。”

　　余秋里一听，顿时欣慰起来：“有你这话，我的信心就足了！我看我们应该研究一个年产如何保1亿吨的方案，1亿吨应当成为石油部今后三年的一条基本杠杠。从国民经济全局考虑，必须稳住这1亿吨，而且我看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我完全同意。我们就向中央汇报这件事。”康世恩重重地点点头，长期以来他与余秋里在重大问题和关键决策时总是不谋而合。“石油部上上下下这段时间士气不太足，少不了你老部长多去鼓鼓劲啊！”康世恩一手支撑在病榻上，一手握着临别的老战友的手，目光里流露着动情的乞求。

　　“我去。我要去的。你好好休养，石油上的事离不开你老康！”余秋里依依不舍地暂时惜别了老战友。不日，他以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再次到石油部开会和找个别人谈话，一一解释石油部保1亿吨产量的意义和具体做法。

　　一日，余秋里正在同一位老石油人谈如何争取保1亿吨的具体做法时，另一位老石油人悄悄过来凑在老部长的耳边说：有人到中央有关部门去告你了，说你坚持1亿吨油，是在继续搞“左”的一套。

　　“去他的，我这个人就是不怕得罪人，不怕告状！怕得罪人，怕告状，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余秋里大怒，右臂连连挥动起来。稍后，他说：“现在有些人看到批‘左’的，就把什么事情都说成是‘左’的。其实他根本什么都没弄明白！”

　　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像余秋里这样的老革命者和党的高级领导，也还不能全面地估计到“左”的思潮对社会和各界的影响力。

　　1978年12月，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大政方针，然而围绕走什么路、怎么走的问题，当时国内尤其是思想战线存在的问题和一些认识上的混乱及模糊观念还比较严重，“四人帮”的残余和流毒影响仍没有肃清，社会上的坏人和别有用心的人依然不少，他们利用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初期所出现的一些空子，不断制造各种矛盾与斗争，社会上的诸多不同观念和意识的交锋这时也很激烈，甚至影响到高层。

　　1982年，正在全心全意主持能源委员会工作、部署全国石油和煤炭生产的余秋里，突然被总书记胡耀邦找去谈话，胡耀邦对他说：关于你的工作，有些变化。

　　有一次邓小平同志讲，军队的一些同志向中央建议，要求让你回军队主持政治工作。所以中央决定让你当总政治部主任。“你有什么意见？”胡耀邦问余秋里。毫无思想准备的余秋里，想了想，以惯有的坚定语气说：“我听从党的安排。”就这样，离开军队24年、在石油战线建立了卓著贡献的余秋里，惜别他的那帮“铁人”兄弟们，到北京平安里的总政大院上班。上任那一天，他连军装还没有，是穿着“石油部长服”——中山装去的。虽然身在铁马军营，余秋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每总会想起中国石油事业。

　　上任总政治部主任不久，他便与总书记胡耀邦到南线看望“自卫反击战”的将士。回来的路上，他向胡耀邦提出建议：去一趟胜利油田。总书记笑了：“怎么，还没有从‘油’里跳出来？”余秋里阴着脸，点点头，说：“是的，这几年石油部门因为‘渤海二号’事故有些抬不起头，我想请总书记去鼓鼓劲。”“好嘛，我们一起去！”胡耀邦高兴地说。于是，这两位亲密战友，临时改道，在回北京之前到了胜利油田。

　　那一次胡耀邦到胜利油田视察的情景，许多人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和余秋里站着一起高唱：“黄海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四化的希望，能源的责任，要靠我们打头阵……”后面几句是胡耀邦即兴改的词，两位老“抗大”这么一唱，把现场成百上千的石油人唱得热血沸腾，于是跟着总书记和老部长一起唱了起来，越唱越带劲，越唱越高亢，其情景激动人心，催人奋进。

　　这是余秋里离开石油战线后首度在公开场合下为石油工业做的一件事。这里有个客观原因，当时胜利油田的负责人是曾经跟了他十几年的老秘书李晔。老部长知道“渤海二号”事故后自己能在石油部说话的分量已经有限，他这样做和选择胜利油田，纯粹是一片难言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