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之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冲击，直到1971年才从黑龙江“解放”回公安部工作，继续担任副部长，同李震接触不少，总感觉到李震精神很紧张。这和他最终自杀可能有关系。

　　刘复之就此回忆了两件事。一件事，叶剑英有一次请一位高级民主人士吃饭，看电影。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刘传新派人盯梢，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叶帅办公室往公安部打电话来问，说叶帅请的客人有什么问题吗？把李震弄得很紧张，让刘复之打电话查问一下，一问是北京市公安局搞错了，是个误会。李震带上刘复之上叶帅家去道歉，去了叶帅家也就待了20多分钟，叶帅哈哈一笑，说是个误会，不必介意了。当时规定，坐吉姆车以上的人不能盯梢，“文化大革命”乱了，这规矩也被破坏了。事情过去也就算了，叶帅也没在意，阴差阳错下面干的，但李震依然很紧张。回来的路上，李震对刘复之说，唉呀，要掉脑袋。刘复之说，不至于吧，没有那么严重。另一件事，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每人桌上放了一张纸、一支笔。李震当时不知在想些什么，信手在白纸上乱涂乱画。服务人员看到后感到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又是刘复之给打的圆场，说他神经紧张，没什么事。

　　受牵连遭审查

　　李震出事以后，公安部立即上报了中央。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又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

　　10月22日当晚，于桑从国务院回来召集核心小组开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于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杨德中(八三四一部队政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刘传新等组成破案组，从外地调来几名法医，着手破案。

　　23日晚7时左右，周总理把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他们谈各自的看法。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张其瑞(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郭玉峰(中组部部长)、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在破李震自杀案的过程中，公安系统有一场斗争，有些人认为以于桑、刘复之为首的人要搞复辟，算“文化大革命”的旧账，把李震杀掉，是要夺权。凡是肯定十七年公安工作成绩，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反对“公安六条”的，都被列为审查对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

　　于是，很快发生了于桑、刘复之被保护审查的事情。26日下午，郭玉峰、田维新通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郭玉峰、田维新同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进了人民大会堂前厅大门，于桑走在前面。突然，守候在这里的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上前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随后刘复之也被架走了。

　　刘复之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详细回忆了上述这段亲身经历。

　　我经历过很多事情，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但要抓自己还是没有想到。

　　李震死后，中央指定施义之负责公安部工作。22日我在公安部礼堂东边的小会议室去看了，李震遗体摆在那里。有人当时就说是自杀，有人背后说自杀。搞公安的都有经验，上吊自杀的征状很明显，舌头伸出来了，绳子勒脖子的痕迹中间深，往两边逐渐浅下去。我当时的心情很惊讶，也很沉重，根本没有高兴得怎么样。我与李震关系还是不错的，1971年从五七战校回部里与李震共事好几年。李震对我还是很客气、很尊重，让我分管业务，于桑分管警卫和外事，工作上的矛盾不会促使他自杀。

　　当时中央通知10月26日开会，大家都等着。等到26日晚快12点时通知去开会，从人民大会堂的北大门进去的。进了之后被引导往西拐，而以往他们常往东拐在福建厅开会，我当时心里感到很奇怪。于桑在前，曾威跟着他。施义之跟着我，后面还有没有人我已经记不清了。走了没多远，大帷幕后走出两个身材高大的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于桑披了一件军大衣，回头看了我一眼，连军大衣都掉下来了。因为离得很近，我还没缓过神来，自己也被架走了。

　　我虽然没想到自己会被抓，但还是有一点精神准备的。对我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保护审查。”我说“好”。随后两个高大的军人架着我乘小电梯下楼，从西北门走了，到了交通干校。

　　关我的房子我推断关过王恩茂，因为墙上还写着“打倒王恩茂”。屋里被子上还插着一根长长的针。我的手表也还没有没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很仓促，房子没有清理好。当时的情况是林彪事件后，“解放”了大批老干部，很多老干部都放出来了，院子里基本都没人了。

　　第二天早晨也没有人做饭，我吃的是红薯，因为做饭的人也走了。我在那儿关了16个月。

　　我恢复工作后还念旧，又去关过的地方看了，第一次看还在，以后又去一次时，那地方已被拆掉了。

　　我出来后给周总理写了两封申诉信，施义之等人认为是刁难当时的公安部领导。我说，其实不是，我是按正常的渠道写的信。可是不久又赶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事情又搁置了。

　　10月27日公安部召开动员大会，施义之作了动员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李部长被害了。”他传达了中央指示，关起门来整顿，停止对外工作联系，大家以党性原则揭发可疑点，追查到底。动员会后，公安部以自报公查的方式查了每个人21日晚的行动，牵扯了很多人。两个多月的清查，使许多干部被牵连，受到了伤害。

　　1974年1月中旬，破案组确定李震是自杀以后，华国锋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到北京卫戍区开会。华国锋说：经调查，李震的死与于桑无关，解除对于桑的审查，刘复之不能放，继续审查。

　　到了1974年底，在一次破案组会上，吴忠提出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隔离久了对他的身体不利。华国锋表示同意，并具体指示：解除刘复之保护审查后安排回家，不恢复工作。

　　后来，于桑对华国锋印象一直很好，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华国锋这个人很厚道，坚持实事求是，说“一个副部长怎么会把一个部长给杀了呢？不太可能的事”，让我很快脱离了干系。

　　至此，这个案子破了，被牵连审查的人绝大部分也被放出来了。但因为种种原因，李震自杀的结论没有立即公开宣布，甚至有人说什么“即使不是他杀也是被逼死的”。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3月，经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告，中央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报告称：据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畏罪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