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转型：和解

　　在台湾，施明德是一个传奇式的政治人物。他敢怒敢言，有超人的毅力，面对命运大起大伏，他处之泰然。在我看来，施明德最大的感人之处，在于愿意不断修改自己的政治主张，朝着顺应历史潮流的方向奋击，因此他的思想总是能够走在时代的前列。

　　由于为主张“台独”而坐牢二十五年，施明德无可争辩地成为“台独”的“神主牌”式的人物。1993年11月，施明德担任民进党主席，并于1994年5月蝉联民进党第六届党主席。

　　然而，就在施明德担任民进党主席的时候，他作出了令民进党内那些死硬的“台独”派非常惊讶的决策：开启了民进党的转型工程！

　　什么是施明德的“转型工程”呢？那是因为施明德已经意识到“台独”主张遭到岛内大多数民众的反对，便开始淡化民进党的“台独”诉求。1995年9月，施明德提出“民进党执政后，不必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以及“政党大和解”的主张。

　　就在这时，发生了“咖啡馆事件”。那是在1995年年底，施明德居然与蓝营的新党领导人在咖啡馆会谈，谈论蓝绿如何“大和解”。这一消息立即被台湾媒体广为传播，施明德也因此受到民进党内“台独”“基体教义派”的猛烈攻击。

　　1996年3月，施明德因民进党在“总统”选举中大败而辞去党主席。2000年11月14日，施明德又因不满陈水扁上台后的独裁专制，正式宣布退出民进党。

　　我问施明德，为什么在第二次出狱之后，思想会有那么大的转型？

　　施明德说，那是长期的牢狱使他悟明一个道理。他回忆起那历史性的时刻：“1990年5月21日，我坐牢出来。我是在下午2点多出来。一出来，在大门口，那么多记者围着我，我被关押了二十五年半，问我的感想。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忍耐是不够的，必须宽恕。因为光是忍耐，只能使你活下来，活得很痛苦。只有宽恕，才能活得坦荡荡。”

　　接着，施明德说：“正因为这样，1995年我担任民进党主席的时候，正是基于宽恕的理念，我带领全党走向大和解的时代，主张社会大联合。但是，受到民进党内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我说，在当年，我受到蹂躏，受到咒骂，我的手怎能向对方伸得出去？怎么能谈论和解？如今，戒严的时代过去了，社会面临着重建，社会需要进步，民心需要修复，受伤的心灵需要抚慰，我们应当提倡和解。”

　　谈到这里，施明德特别提到了曼德拉。他说：“我们应当学习南非的曼德拉，他坐牢比我多一年，他被白人政权关押那么多年，出狱之后却主张黑白联合。他的主张受到他的战友们的激烈反对，有人甚至要暗杀他。萨达特，主张和解，结果被暗杀。拉宾，主张巴以和解，也被暗杀。在台湾，还没有出现对政治人物的暗杀，最多是遭到辱骂。二十五年的监禁对于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骂几句又算什么？”

　　这时，施明德提到了谢长廷在最近竞选“总统”时提出的“和解共生”。他尖锐地指出，谢长廷的“和解共生”，不是政治理念，是选举的政治操作，是为了选举才讲这些话。我在“立法院”的时候，跟新党一起喝咖啡，主张和解，那时候谢长廷并没有跟我站在一起。现在要选“总统”了，把我当年的政治主张改头换面，讲起“和解共生”，那不是为了选举又是为了什么？

　　抹黑抹红及两岸关系

　　台湾《联合报》出版了《百万红潮》一书，详细记录了红衫军运动。

　　红衫军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台湾政坛某些阴暗的角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施明德的攻击。这些恶毒的攻击，无非是将其抹红或者是抹黑。

　　世界上无奇不有。施明德说：“有人传说，我发动这场红衫军运动的时候，去过泰国，在那里跟中共干部进行秘密接头。”

　　施明德驳斥道，这纯属无稽之谈。

　　施明德说：“我在‘立法院’的‘外交委员会’工作时，曾经到过七十多个国家。在东南亚国家之中，我确实蛮喜欢泰国。在那里，我看望我的一位好朋友，他与中共毫无关系。台湾当局在故意丑化我，所以制造这些莫名其妙的谣言。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去过中国内地。就连香港、澳门我也没有去过。但是，我没有某些人那种反中共的情绪。也许，我会在以后合适的时机去访问中国内地。但那是以后的事。”

　　施明德指出：“台湾当局还制造谣言说我拿了中共的赞助。其实，谁都清清楚楚，红衫军运动的资金，是我号召每一个人捐助一百元新台币得来的。当时，有人等着看我的笑话，以为根本不会有人响应。我原本计划一个月完成一百万人捐款，可是出乎意料，七天之内，有一百二十万人响应，使我深为感动。当时银行的收据，有好几纸箱。我本人一概不经手捐款，一毛钱也不经手。我规定，每一笔捐款，每一张收据，必须有三个工作人员的签字，要把账目搞得清清楚楚。这么多群众的捐款，红衫军用不完，到了后来，我们谢绝捐款！在红衫军运动结束时，我们把多余的款捐给了慈善机构。我们红衫军连群众的捐款都用不了，还用得着去接受中共的赞助？！如果我在红衫军运动中，有半点贪腐，陈水扁会让我这么好过吗？”

　　施明德气愤地说，台湾当局无所不用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