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粗粗对比了一下，更加体会到柯老这句话的来之不易。由于柯庆施坚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虽然划了15419名右派，但是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八届五中全会后，举行过一次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柯等七八位政治局委员都没参加。会上挽留过总理，但压根就没有“以柯代周”之说。历史啊，只能一是一，二是二。

　　柯庆施，安徽歙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历任中共安徽省临委书记、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65年4月病逝。

　　作者小介：作者邓伟志，安徽萧县人，上海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曾任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常委。

　　在中共八大的20名政治局委员中，至今没有出版传记的，只有柯庆施一位了，看来对柯庆施的评价还有难度，对柯庆施一生进行研究的人可能也不多。最近终于出现了两篇专门讲柯庆施的文章。一篇是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篇是金平的《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均见《随笔》杂志）。前者全盘否定柯，后者充分肯定柯。这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

　　柯庆施支持“评海罢”吗？

　　“文革”以后，柯庆施在政治上的名声不好，最主要的一个缘由是盛传“柯庆施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大家知道，30多年来一直讲，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十年浩劫后，人们很自然地对“评海罢”的支持者有反感。社会上有很多书籍、文章都在讲是柯支持“评海罢”的，还能不相信吗？可是，不符合事实的话重复千遍，也决不等于事实。

　　“评海罢”的始作俑者是康生等人。先是曹轶欧请人评，后是江青组织人写。1964年，江青在北京找人写，未成，1965年春又转而到上海。江青是怎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是不是通过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还是其他人？说法不一。不过，可以从姚文元的写作时间上找到一些线索。我首先向当时与姚同在一个办公室的胡锡涛打听。胡锡涛回信说：“（1965年）4月下旬，内刊与华东局办公厅对换办公地点，从丁香花园迁出，搬入宛平路11号那幢三层楼。我的办公室在第三层楼……我搬入时，我的办公桌是很小的一张，而在右侧有两张大写字桌。公务员说是为姚文元准备的，他写文章要大桌子。五一节过后不久，姚大摇大摆来了。我弄不清他来干什么，但他是内刊编辑部副主任兼文艺组长，是我顶头上司，我不过问他的事。他来后，没有马上进入写作，先是到二楼与原《解放》杂志的同事聊聊，如钦本立、林学渊等等，但也没有透露写什么文章。直到过了一个月，我在周末过组织生活时，听林学渊讲：姚文元在写评吴晗的《海瑞罢官》，是由翁佩珍打字、油印，看到油印稿，才知道这件事。我听了也没在意，姚写批判文章多了，以为这一篇也只是个人兴趣所致……从5月一直搞到10月，断断续续写了6个月，大约写了10稿……他写到第8稿时，主动让我看稿（平时我不看他的一堆书稿），还叫我提意见。”其次，据协助姚查史料的一位历史教师讲，姚是于1965年5月开始动笔的。姚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当时的编制在《解放日报》文艺部。据当时的报社领导说：“姚文元写‘评海罢’时，向我请过假，说市委要他写个东西，‘五一’以后文艺的稿子一般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