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则必然被某些人所利用。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当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错误和正确之分后，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对毛主席的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的讲话非但没有受到批评，而且不久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个人崇拜在党内开始泛滥起来。

　　第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契合。对任何一位领袖人物的崇拜，必须置于某种文化背景之下，方能显出奇特的效果。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恰恰和个人崇拜的观念有相通和契合之点。数千年封建文化的传统决定了在毛泽东从一个政党领袖到一个民族领袖的过程中，必须经过传统合法的认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支家喻户晓的陕北民歌真实地道出了几亿翻身人民的心声，体现了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传统合法性最高程度的认可。这种传统合法性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之一，即对圣王明君的渴求。这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浸润着封建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念。但在社会结构尚未根本改观的情况下，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小农经济难以产生现代政治意识，所以，这种价值观念仍然关系到民心的向背，对获得民众传统合法性的认可，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在当时大多是文盲的中国老百姓真诚地把新中国作为“上符天道、下合人欲”的新朝代来接受和追随的同时，也必然把毛泽东作为人民的圣明君主来理解和崇拜。所以，必须用现代政治文化替代封建政治文化，将传统性转换为现代合法性。否则，传统合法性的认知观念和行为，极易造成培植个人迷信和适宜现代造神运动的氛围和环境。

　　第六，单一舆论和巨大功绩的互动效应。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工人阶级成为新社会的领导阶级，所以，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取代了支配精神生产的合法权力。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对意识领域控制的同时，也重点加强了对领袖个人的宣传力度。毛泽东的巨大功绩，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领袖”一词的理解上产生了独特的含义。他们没有将“领袖”作为列宁原意上的“领袖集体”来认识，而将“领袖”仅指毛泽东一人。在多次场合下，刘少奇对人们称其为“刘主席”，并将其与“毛主席”并列表示了反对。在新闻报道的宣传中，“毛主席”一词成了毛泽东的代名词，“领袖”二字成了毛泽东称谓的专有名词。怀有勃勃野心的林彪。应该说十分清楚新闻报道对他的广为宣传，为日后赢得社会政治资源，进而进行篡党夺权的重要意义。但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谙，使他也不得不强调只宣传毛泽东一人。

　　他在1967年6月16日致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中指出：“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对毛泽东个人的过分宣传，进一步神化了毛泽东的伟大形象，而对毛泽东所立下的巨大丰功伟绩的认知和折服，又进一步强化了对毛泽东的宣传力度，从而对个人崇拜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滚雪球”的效应。

　　第七，国际共运的影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可谓之举世无双。在其长达几十年的领导生涯中，通过个人崇拜，他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权体系。他所发布的每一个指示、所作的每一个论断、进行的每一个说明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这种强权作用之下，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国内的政局一直处于比较稳定之中。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的政治地位之所以如此巩固，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个人崇拜的结果。在苏联二十大之后，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过程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将反对个人崇拜作为一项公认的政治准则时，毛泽东虽然初期也赞成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随着他对中央第一线领导成员不满情绪的加深和反修防修紧迫感的不断加重，更为主要地看到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对政权巩固的作用，忽视了个人崇拜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他是把对他的个人崇拜视为发动‘文革’的必要准备，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

　　随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断加剧，毛泽东逐渐成为唯一的精神领袖，成为集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于一身、可以号令一切的最高权威。一般而言，那些凭借暴力和阴谋维持其权力者并非政治领袖；那些拥有众多追随者却无力动摇国家机器者仅是影响力有限的政治领袖；而那些大权在握的政治领袖却并不一定是精神领袖。只有集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于一身者，才是拥有绝对真理的化身形象和能够支配一切的政治资源，即特殊的政治权威。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个人崇拜所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盲从和迷信。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断升级，已使人们丧失了独立的思考、分析和判断能力，中国广大民众的思想意识已被毛泽东个人的政治观念、情感和价值取向所覆盖，在他们的头脑中已形成了“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跟着毛主席就是正确方向”、“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思维模式。所以，当1966年毛泽东振臂号召发动“文革”时，人民群众虽然对“文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理解和对“踢开党委闹革命”仍然存在着忧虑，但在“毛泽东指示我照办”，“毛泽东挥手我前进”的思维模式支配下，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运动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