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外交官员更容易接受这种退休生活安排。这或许与长期海外任职，对国外官员退休任教风气，有所耳濡目染所致。

　　事实上，不仅外交官员对这种退休安排青睐有加，出生于建国前，建国后接受高等教育，沿科研文化口升迁的这一代官员，对于退休任教的认同度，都相对较高，特别是出身大学的官员。

　　如2003年从四川省副省长位置上退休的李达昌（退休后因腐败大案东窗事发，被捕入狱），22岁毕业于西南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获硕士学位，曾在西南财大任教。他在告别演说中曾讲到，“千年的衙门流水的官。如果迄今为止还没有（从领导职位返回教师岗位）这种先例，那么今天就看我的行动吧。”

　　李达昌的发言，实际上折射出中国官场的干部结构，正在发生的细微变化。

　　从官员类别上来看，在由科层逐级晋升的老派干部，以及因实施重大工程而政绩煊赫的技术官员占干部多数的局面下，文科人才为官的影响力也正在逐渐释放。

　　因为在目前，还没有出现靠地方治理经验晋升的官员，在退休后会赴学校定期分享心得。他们中的很多人退休之后的生活路线极为传统。如原海南省副省长陈苏厚、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与李达昌同为2003年退休，陈苏厚与毛致用的选择都是回乡种地。

　　从官员年龄跨度考量，也不难发现，人到中年时（1978年左右）成为党政干部中坚力量的官员，其想法与视野宽度已与前辈不尽一致。

　　官员任教的正反两面

　　关于官员赴高校任教的邀请与接受，其中的原因也有不同。

　　朱镕基在1984年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一职时，自谦是因为对管理感兴趣，所以“不知高低，一口应承”，当时他身上还有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公职。2001年时，已身居国务院总理高位的朱镕基辞去院长一职。

　　大陆媒体事后评述指，朱镕基之所以辞去这个职务，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不愿意为政府高官兼任大学职务之风落下口实。

　　有一个细节可以印证这样的担忧。朱镕基在1996年清华经管研究院的告别演讲中提到，他带过四个博士生，每个人的论文也读过，但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有的博士生论文一看就犯困。于是他把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者邀请来成立顾问委员会，希望能对经济管理研究院的成长有所帮助。但第二次顾问委员会时，某外资银行私下递来一封信，说愿意捐给经济管理研究院50万美元。朱镕基拒绝了。

　　隐藏其间的道德风险，正是目前诟病官员大学任教挂职的最主要理由。

　　不过，这样的理由并不能改变官员退出公职后，继续以某种身份参与社会事务的趋势。在传统的政协、人大系统的职务安排，开始不能满足一部分高官对于退休生活的期待时，更为多元化的选择也将随之出现。

　　2003年底龙永图接受复旦大学邀请，出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的职务时，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就说，因为龙永图的特殊身份将给复旦带来很多有形、无形的好处。

　　此时已经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也坦言，自己对于复旦抛来的绣球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接受这一聘请，主要是看中复旦丰富的研究资源，可以成为博鳌强有力的智力支撑机构。

　　他说，可以把最热点的国际问题交给复旦，作为研究课题进行研究。而复旦的研究成果，也将由他通过博鳌论坛传至全球。

　　这种大而化之的退休高官与高校的合作方式，在大陆已经属细致。更多的高校所授予退休高官的院长称号，荣誉多于实质，姿态多于操作。

　　而在台湾，延聘退休官员进入私立大学，在课堂上实际任教，已是官员离职后的最佳舞台。院校网罗退休高官任教，除了有知名官员加持，垫高学校师资阵容外，最大的好处就是取得政府机构委托研究案的信息，有利取得政府的研究标案。

　　事实上，目前大陆退休高官除集中存在于高校教育领域外，还密集出现在其他三个领域。

　　一是慈善事业。实际上，这一领域的起步与扩张，都与原民政部部长阎明复等退休高官的亲力参与有关。

　　二是组建智库。2009年时，从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卸任一年后的曾培炎，出任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该智库由原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整合而成。这个被称为“半官半民”智库的122名常务理事会成员中，退休官员有7人。

　　三是出任企业董事。大陆媒体近日报道称，在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

　　无论未来是否会出现新的领域，随着大陆官员的退休机制日臻完善，官员构成逐步多元，这一群体脱离仕途之后的社会生活，都可望出现变化。越来越多的高官选择退休任教，只是一个信号。（实习生赵翠仙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