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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柯庆施不过早去世后来会否出现“五人帮”?--国家史册(2)
在市委书记处讨论到巴金时,柯庆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说他不仅是老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杂文(按:指《有啥吃啥》)有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情绪,陈丕显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则坚决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说巴金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抗美援朝表现很好,不应该把他划进去,柯后来才作罢。柯庆施这时表现出来的是,凡是毛泽东讲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着脚也要紧跟。
“大跃进”的号角一吹晌,柯庆施“左”的思想也膨胀起来。上海本有大中小钢铁厂,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柯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要搞小高炉炼钢。那时我在《解放》杂志,是市委机关党委的一个支部。柯庆施要市委机关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炉,机关干部每天分三班劳动。没有铁如何炼钢?柯说城里到处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料吗?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
这期间,毛泽东到上海钢厂和机械厂视察,提出“赶美超英”的口号。柯庆施也紧跟着到工厂作动员。由于上海是工业大城市,西方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后,许多原材料进口不了,发展生产遭到严重困难。在毛泽东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号召下,广大职工发挥了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大协作,自力更生地造出万吨水压机,用小的动力机加工制造出百吨、几百吨大型机械设备,工人说这是“蚂蚁啃骨头”、“猴子骑大象”的加工方法,的确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毛泽东参观后,大为欣赏,马上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讲条件,用政治挂帅代替实际需要,把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引向歧途,造成大刮浮夸风,厂厂、人人大搞车子化、超声波化,劳民伤财,搞了大大小小许多设备,在生产上派不了用场。这样做的后果,把科学技术简单化了,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制夸大了,正确的东西反而变成谬误。柯庆施是安徽歙县人,读过简易师范,又在北京和东北一些大城市做过地下工作,有一些见识,但对于搞工业、办经济却不在行。在“大跃进”那个年代,他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代替一切,推动一切,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指挥生产,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这种“左”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中央领导人的错误思想和路线指导下,也不能都归咎于地方领导人。
搞一言堂使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由于柯庆施是市委第一书记,在当时党政体制下,第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往往一锤定音,一个人说了算,造成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在市委里有两名中央委员,一是柯,一是中央候补委员陈丕显。柯为了显示“第一书记”的重要性,经常以批评别人来突出自己的正确。陈丕显分工抓农业和基本建设,在上海建设卫星城镇的规划中,闵行区是大工业区,有制造电站成套设备的大厂,货运繁忙,在上海与闵行之间需要建造一条一级公路,占用了一些农田,这本来是必需的,无可非议的。
不料,柯在视察后大发雷霆,借此大做文章,批评说,你们要不要吃饭了,占用了农田,天上会掉下粮食吗?马路造得如此之宽,是典型的大少爷作风。他在市委会上反复批评,还召开全市干部大会,要市委一位副秘书长代表作公开检讨,实际上是整陈丕显。现在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条公路造得很好,不是造宽了,而是造窄了。
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按:即七千人大会),为了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参加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团,在讨论刘少奇报告时,都相继开会,由主要领导人带头检讨,可柯庆施知道毛泽东不满意刘少奇的报告,他迟迟不表态,也不肯检讨。陈丕显只好写了一个检讨稿,送给柯看。这份检讨是陈在会议期间要我起草的。
讨论时,柯看到讲话稿中有一句话“我发扬民主不够”,十分恼火,故意当着陈丕显的面,狠狠地批评我:“你们这样写是什么意思,你们是要发扬无产阶级民主还是什么民主?”可能在陈丕显的心中,有借这句话揭柯的疮疤的意思,但这样讲是符合实际的。柯为这一句话,指桑骂槐,训了我们半个多小时,真是霸气十足。其实这个所谓的检讨,什么也未检讨出来,连“发扬民主不够”这句话也成了犯忌的话了。
有一次,我为柯庆施起草一篇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现场会上的讲话,会议是毛泽东亲自指示要开的,并指定柯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讲话稿我改了几遍,柯认为满意,可是,在最后一次讨论稿子时,他突然发火了,而且火气很旺,说:“马达,你看过主席批示的电报吗?你知道开这个会是谁讲话吗?你说,你说……”我顿时感到莫名其妙,也不知所措,他一口气批了二十来分钟,我坐立不安,浑身冒汗,等我冷静下来,把讲话稿拿过来再看一看,哦,我明白了,原来讲话稿开头,只写了他是市委第一书记,未写政治局委员,因为柯是代表中共中央讲话的,由于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改正一下就是了。这时我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这也是身不由己,为名所累啊。
这里我要插一段故事。柯庆施在党员干部大会上,多次声色俱厉地批评有些干部跳舞。当时一些机关每个周末组织一次跳交谊舞的晚会,是休闲娱乐性质。柯在大会上批评说,有些干部做工作没有心思,热衷于跳舞,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他指示市委机关今后不准跳舞。许多干部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我的确没有看到过柯在市委机关跳舞。
可是,一次毛泽东来上海,准备住两三天,柯连声关照市委办公厅要组织舞会。文化俱乐部(现为花园饭店)有较好的舞池,由办公厅通知,派汽车把戏剧学校、歌剧院、芭蕾舞学校等文艺单位的女同志,接来做舞伴。我去看了,毛泽东跳舞如同散步,那些女同志一个个投入他的怀抱。而令我惊讶的是,柯庆施居然违反自己订下的禁令,也走进舞池扭起来了。
在市委机关,有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部长喜欢历朝字画,常到文物商店去看看并选购一点,这件事被柯庆施知道了,在市委常委会上,他多次进行批评,说有的领导同志不去基层调查研究,却去淘古董,你们要风流,这是玩物丧志呀。对于这种任意上纲的批评,到会的人听了无不惊讶。柯庆施对报纸抓得很紧,他是认真贯彻毛泽东“第一书记要亲自抓报纸”指示的。不过,他所谓的抓,主要是批评,而且习惯于上纲上线的批评。
那时《解放日报》的正副总编辑听到柯庆施要找他们谈话,都十分紧张,无事不敢走进他的办公室和家门,柯反而责怪他们:我家门口有棍子吗?你们为什么怕到我这里来?当时中东战争正在进行,《解放日报》国际版一条新闻的标题标得客观了一些,这本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今后注意就是了。由于当时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讲了国际形势问题,柯马上拿这个例子来批评,说这是你们站在哪一边的立场问题,是有没有阶级斗争观念问题。又有一次,《文汇报》学术版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沈志远的文章,说社会主义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政策,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分配不当也会造成社会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