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可是柯庆施看了十分恼火，要我把《文汇报》总编辑找来责问：你们发表沈志远的文章是什么意思？他是民盟，是党外人士，难道我们党制定的政策还要他们党外人士来解释吗？我在场听了柯的话，感到不可理解，一个人头脑被“左”的思想堵塞了，连是非也不讲了。

　　从许许多多事实来看，柯庆施完全是按毛泽东那套“左”的思想体系去思想和行动的，有些方面在全国起着带头羊的作用。柯庆施搞一言堂，爱整人，推行“左”的错误路线，在上海干部中是有议论的。不过，在中央内部体制的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党内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必然会产生，而且也难以自行纠正。

　　这种“左”的错误，尽管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危害，但这种错误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或者只表现在若干事情上，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其他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而对这种错误的清算，不能只追究个人的品质和责任，而要从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上纠正错误及其影响，从改革体制和制度上去解决。

　　有政治头脑，勤恳工作，律己清廉

　　柯庆施在领导工作中，有推行“左”的路线的错误，但在个人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上，也有一些应该肯定的地方。在我和他接触中了解到，柯庆施虽身处高位，但并非政客、官僚型的人物，也不是不学无术、吹牛拍马的人，他有政治头脑，考虑大事，善于遇事作分析，尽管受“左”的思想体系的羁绊，但和庸庸碌碌、忙于事务的人不能相比。他每天一清早就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看报，在办公桌上放着当天出版的本市各大报和《人民日报》。他白天开会办公，晚上在家看书，批阅人民来信和找人谈话，极少应酬和出外游玩，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和秘书、司机等打一种叫“捉猪”“捉羊”的扑克游戏，方法比较简单，可以计分。

　　我的办公室在市委办公楼的隔壁，仅十几步之遥，晚饭后柯每天在宿舍院子里散步，他经常叫秘书把我找去，陪他一起散步，询问我一些问题，比如，“我看到人民来信说猪肉涨价，你到菜市场去看过吗？”“有人反映，市区来往的货车空载约占一半，可不可以要市社科院派人去做个调查？”“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书，哪个版本写得好些？”等等。

　　他从不问吃喝玩乐的事，也不谈与工作不相干的事，边走边谈，思想开放，听得进意见，对话也很自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到，他不是坐在主席台上“做戏”的那个人，而是一门心思考虑工作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还原为一个平易近人的人。

　　柯庆施在一些场合，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吹喇叭”，但他冷静下来也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突出的一个例子，是1961年初，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需要调整，柯也感到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问题。他既对自己盲目鼓吹高指标感到有失偏颇，也对有人主张“大跃进”要下马表示坚决反对。这时薄一波送给他一份关于上钢一厂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缺乏分析，列举了一大堆困难和问题，结论也比较悲观。

　　柯看了以后，要我带一个工作组去上钢一厂蹲点调查，反复交待我：情况要摸实，原因要找准。我们深入调查了两个多月，对产品质量、原材料浪费、企业管理、领导班子等问题，比较全面客观地作了了解。在我们调查期间，他要我向他详细汇报了三次，他还专门召集市委常委会，要我根据调查发现的上钢一厂存在的问题，就精简机构、企业管理问题作专题汇报。调查完毕以后，柯又和我们及办公厅同志一起讨论，写了《不断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长篇理论文章。这次调查，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我认为柯庆施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柯平时也经常下厂，和其他许多领导干部一样，看看、听听、说说就走过场了，但也有比别人认真的地方。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协昌缝纫机厂作调查，他参观了各个车间，了解了产品质量情况，最后走到厂党委办公室。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四周挂满了各种得奖的锦旗，从完成国家计划到治安、卫生、扫盲都有，这种做法各厂相同，我也习以为常。不料柯庆施看了，很不以为然，马上批评说，你们在锦旗下面办公，可以自满自足了吧。几位厂干部不解其意。接着，柯具体询问了厂里生产、思想工作、后勤工作情况，边听边指出一些不足之处。临走时说，我劝你们把锦旗拿下来，挂到厂里公共场所，你们自己还是多找些差距，好好改进工作吧。

　　我在担任市委副秘书长期间，主要职责是起草、审阅和掌管文件起草工作，包括给中央的报告、市委的文件、市委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等。工作是市委领导人亲自抓的，文件、报告是代表市委写的，当然写这些文件报告要由市委领导人自己出思想、拿主意。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的领导人对下面情况不了解，自己又无主见，而是到处看风、听风，摸中央有什么新精神、新气候，以投领导之所好，因而在起草文件时，东改西改，左改右改，使起草者无所适从，无处下笔。在我接触的领导人中，柯庆施是有头脑、有主见的，他事先反复酝酿，从一开始就讲出自己的领导意图，到大体的思路，到修改定稿，一般没有“朝三暮四’’的事。

　　在市委常委会讨论文件时，对有些不合理的意见，他不是全包下来，一股脑儿往起草人身上推，而是择善而从。不但如此，柯在起草报告中，还注意从理论上概括一些问题。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后，柯准备要在全市干部中讲一讲反浪费问题，我把讲话稿起草好，他觉得在思想认识上还未说清楚。他问我：马(克思)恩(格斯)在哪本书中比较多地谈到反浪费问题呀，我想了一想回答说，好像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最后一节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叫我把书翻出来，我们一边学习一边议论，把要讲的几个问题又从思想认识上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有一次，柯庆施陪毛泽东到上海郊区视察，毛突然发问：“柯老啊，你可知道，为什么叫上海呀？”柯一时语塞。回到办公室，他连忙要我去查上海地名的出处。一时间到哪里去查啊，我翻了上海县的地方志，并未有详细记载。毛泽东知道后笑着对柯说，上海这个地方原是海滩渔村，既有上海村，也有下海村。后来我又查了有关书籍，果然如此。

　　柯庆施的生活比较简朴，除香烟不离手，偶尔喝几口老酒外，没有什么更多的嗜好。成天开会，找干部谈话，也从不到宾馆酒楼和娱乐场所。除了按规定，他享有一些烟、油、肉等特殊供应外，应该说他是廉洁的，不像有的领导干部讲排场，搞宴请，下乡时大吃大喝。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在临近春节的一天晚上，我被柯叫到他家里谈修改报告的事，忽然市府一位主管行政事务的干部拎着一只金华大火腿送来，他一进门，柯就问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未等来人的回答，柯声色俱厉地说：“你给我拿回去，不然我打断你的腿。”这位干部吓得拔腿就跑。我看在眼里，心想，大家都说，到柯庆施家串门的人很少，大家对他有点敬而远之，柯不搞拉拉扯扯、请客送礼的事，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要全面评价一个人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质，像一副多棱镜，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看清楚的。接触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点点滴滴而已。有人说“上海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柯庆施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说“柯庆施在1965年就勾结‘四人帮’”，我认为这种种说法，既缺乏事实根据，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文章小标题系编者所加）（作者为《文汇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