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绵阳地委在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也曾试图把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强调要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1966年6月7日至8日，地委召开了地委委员、县委书记、重点厂矿党委书记和社教工作团长参加的地委扩大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坚决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在当前一切工作的首位，要大胆地、积极主动地加强领导。农村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属社教地区的，由社教工作队统一领导，非社教地区在当地党委领导下进行。农村还要抓紧当前的抗旱生产斗争。1966年6月15日至20日，地委又召开各县委分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书记会议，学习6月18 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会议决定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和学校派强有力的工作组加强领导，同时根据中央《八条指示》，作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游行示威”等规定。同月27日，地委批准对德阳孝泉师范学校、盐亭中学、绵阳师范学校的校长、党支部书记4人，予以撤职反省，并派工作组领导这几所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1966年6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50多天时间，地专机关和地区各县向中等学校、文教卫生系统和文艺团体等141个单位派工作组26个，工作人员（联络员）483人，领导这些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或联络掌握情况。派工作组这一正确举措，不久即被造反派指责为犯了所谓“方向、路线”错误，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出的工作组和联络员不但被迫撤出，而且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的还被揪斗、挂黑牌游街，遭到人身攻击和侮辱。

　　1966年7月10日，地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发出《关于分批集中中等学校教职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意见》。7月13日至19日，首批集中绵阳、三台、江油、安县、梓潼等11个县的 73 所中学和中等学校教职员2406人，高中毕业学生1152人到绵阳进行文化大革命学习，派去工作人员279人加强领导，组织学习。接着，绵阳、江油、安县、德阳等4个县的小学教师全部集中到县城进行文化大革命学习。7月11日，地委按照省委的部署又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部署的通知》，对全区各系统各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步骤作法等进一步作了详尽安排，提出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放手发动群众，揭发问题；第二阶段，批斗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第三阶段，组织处理，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巩固发展运动成果。《通知》还要求对运动中揭露出有严重问题的单位必须派工作组去领导，并计划这场运动在同年底或次年初结束。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地委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段晋炤、范艾、吴儒玢等7人组成，段晋炤任组长，范艾、吴儒玢任副组长（ 8月1日改由范艾任组长，张强、吴儒玢任副组长）。

　　1966年7月21日至22日，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地委决定集中力量搞好地专机关、文化教育部门和正在进行“四清”运动的单位的文化革命运动。7月下旬，各县委先后召开半个月左右的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揭发、大批判的错误方式，向县、区机关中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展开斗争，全区部分地方和单位开始出现混乱局面。鉴于各地在运动中出现的过激行动，8月4日，地委批转了专署政法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要求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切实做好监督控制工作，对于机要部门、国家档案、仓库要严加保护，对搞各种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要严加打击。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提出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后，绵阳地区红卫兵运动被迅速鼓动起来，全区有113 所中学和中等学校相继成立了红卫兵“战斗队”、“红卫兵战斗兵团”等组织，发展红卫兵5874人。小学也将“少先队”改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小兵”。在捍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红卫兵和广大青少年开始从学校走上街头，冲向社会，冲向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界各个领域，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事物进行大扫除，一场以破“四旧”为名的盲目活动很快形成高潮。他们在全地区 19 个县和地区机关共抄家8504户，搜出所谓“变天帐”2318本，“反动日记”3532册，捣毁寺庙48座，打掉神像11.4872万尊。同时，在红卫兵的倡议与推动下，从农村到城市，大立“四新”（即新思想、新文化、新习惯、新风尚）活动高潮很快形成，一切带有“四旧”色彩的旧街名、路名、村名、社名、店名、商标都被换上了富有所谓“革命”意义的新名，所谓“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陈规陋习”，均被“革命的铁扫帚”猛烈横扫。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以及街道居民中的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斗、游街、抄家，一些古典著作、文物字画被销毁，名胜古迹被捣毁。

　　1966年8月30日，地委主要领导和19个县的县委书记、地专级机关负责人接见本地区12个县的红卫兵和工农兵代表。地委书记彭华按照当时中央所确定的精神代表地委讲话，一面对他们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表示支持，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地回答，另一面指引他们按《十六条》规定，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时，成立“红卫兵”接待站，派出专门人员到“接待站”工作，加强领导。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后，地委、专署组织地区各类中等学校学生、教职工代表1.3万人，于10月7日至11月5日分5 批赴北京参观学习，接受毛泽东的检阅。至此，绵阳红卫兵开始走向全国大串连。北京、成都等地的红卫兵组织在绵阳设立了不少“联络站”，传授他们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验”，从而在绵阳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尤其是1966年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后，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迅速全面扩展到全区各个领域。此后，中共绵阳地委对全区的局势越来越失去控制，各级党委从运动初期的组织领导者变成了被斗争的对象。

　　1966年10月中旬，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兵团串连到绵阳，贴出大字报，批判地委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自己，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成都等地部分红卫兵也陆续串连到绵阳，张贴大字报，到机关、学校等单位“点火”，鼓动“造反”。在红卫兵运动的鼓动下，绵阳当地的各种“革命战斗队”、“造反团”等造反组织也应运而生。他们与红卫兵串连一起，互相支持，打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旗号，提出“炮轰”、“打倒”、“砸烂”等口号，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直指各级党委和党政领导干部，层层揪斗所谓“刘、邓路线黑线人物”，揪“走资派”，抓“黑打手”，清所谓“黑材料”。地委主要领导彭华、段晋炤、范艾、吴儒玢等分别被揪斗，地委机关大院被冲击。许多部、局领导也受到批斗，工作组成员不断遭到围攻，甚至被殴打和人身侮辱，机关工作开始处于瘫痪、半瘫痪状况，党的组织活动和党员组织生活陷于停顿。

　　1966年11月中旬，绵阳地委和绵阳县委联名写出《我们的大字报》，被迫公开承认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一段时期执行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月初，地委书记彭华也代表地委被迫在红卫兵群众大会上作了《关于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意欲缓和斗争急剧的狂热情绪，控制已经出现的混乱局面，维护正常的工作、生产秩序。但是，这种局面已经扩展到工厂、农村，混乱状况已经不可收拾。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和群众组织冲击进驻地委机关，机关干部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党政部门完全陷于瘫痪。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更加泛滥，一些群众组织借口清查所谓“黑材料”，强行冲击档案馆，抢走大量机密、绝密文件和重要材料，还围攻国防保密工厂，炮轰军事机关。与此同时，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和改组，“造反”与“保守”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开始形成。其中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冲击党政机关、军事机关和机要保密部门，围攻国防工厂，任意揪斗党政领导干部是错误的，在干部和群众中便产生两种不同观点和看法，展开大辩论，派性斗争急剧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