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周恩来总理自豪地致电各国首脑，转达中国政府关于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使用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

　　这才是建议，这才是真正平等意义上的建议，这才是理直气壮的建议。人们大概不会忘记：1955年中国代表团在日本参加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广岛会议，被拒之门外所蒙受的耻辱。其实，平等和尊严，不是靠请求和抗议得来的，而是在实力相当的基础上赢得的。中国在原子弹爆炸、蘑菇云升腾中赢得了这种平等和尊重，赢得了禁止使用和销毁核武器的真正发言权。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邱吉尔曾对核武器说过这样引人深思的话：“这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这就是互相威慑下的和平与稳定。”此话不无道理，翻开共和｛国建立后的历史看，自1964年10月中国有了核武器后，祖国的领土、领海、领空的确安宁了许多。

　　1966年，“文革”开始了，国家被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也被搞乱了。

　　“文革”初期，刘允斌和妻子与其他的领导干部一样被赶下去劳动。他不知这是为什么，但他诚心诚意地去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他想：自己曾长期读书并多年生活在一个已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国家，也许身上真的沾染了许多意想不到需要改造更新的东西。

　　允斌回国近10年来，已充分领略到了“群众运动”的威力，他看到了有人因不相信土高炉里能炼出优质钢铁而栽了跟斗；有人因不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被送进了“学习班”；也有相当级别的中央领导人因不赞成某些人的观点而被罢了官。

　　但他转念想，也许这场运动真的是为了革命大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他努力使自己转弯子；他打扫卫生时清理到每一个角落，每个垃圾点，一下一下认真地扫，一锹一锹认真地铲；挖沟时，别人都休息了，他仍大汗淋漓地不停地干；搬砖时，手磨破了用布包好继续干……

　　允斌越来越消瘦，烟也越抽越凶了。在工地上他拼命地干活，直到累倒为止。他自身难保，仍关心别人。一个监督他们劳动的工人，天冷了还穿着单鞋他悄悄地从家里拿来一双新棉鞋送给那个工人。但他渐渐地发现，周围的人都越来越疏远自己，都不敢和自己接近了。工休时，他时常独自躲到人群的一边然后找个僻静处蜷曲着身子躺下，用工作服盖住脸躲避着众人，有时默默地仰望着天空发呆。

　　劳动一天回到家里，看到憔悴疲惫的妻子时，心里总要涌出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和仿徨。他相信这一切都是误会，总有一天会过去的。人们之秘这样对待他，是还没有完全了解他，误会一定会解除。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思心天可鉴！

　　但形势的发展远非如他所想。虽然周恩来一再指示“02厂是国家的保密单位，绝不能乱一定要稳定，并要部分造反组织的头头赴京向他汇报情况。但在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疯狂的政治动乱之中，202厂这块孤岛也不可避免地被“文革”的洪水湮没了。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组织山头林立，争风吃醋，撕打得不可开交。

　　随着运动的发展，“四人帮”利用各种报刊陆续登出了诬蔑攻击刘少奇的文章，称他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的倒台立刻牵涉到长子刘允斌，造反派对他开始了残酷的批斗和摧残。他们给他挂上“刘少奇的黑孝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苏修特务”等大牌子，戴上高帽批斗。他对这场污辱人格、人整人、人害人的运动感到不理解。

　　面对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批斗和质问，刘允斌只能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吞他既不能辩解，也不想辩解。他知道，这种时候没有理可讲，也不需要讲。辱骂、吐沫、体罚终日围绕着他。他明白，他的父亲和继母在北京比他现在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更艰难？他的弟妹也会受到和他同样的遭遇。他对这种老子得志封妻荫子、老子倒霉株连九族的做法无比痛恨。

　　一天，刘允斌迈着踉跄的脚步回到家里。他的妻子，这个也曾留苏的办公室主任望着她丈夫的满脸伤痕和浑身污迹而失声痛！她也不理：为什么有人要如此摧残他？

　　“允斌，你……”她为丈夫擦着伤痕并感到无限痛苦。

　　“妙秀，我让你受牵连了，真对不起你。”他使劲挤出一丝苦笑后又说，“不要难过，你还记得普希金那首诗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伤心，也不要抑郁。……相信吧，那光明的日子就会到来’。”

　　“是的，那光明的日子就会到来。”妻子硬咽地说。

　　允斌望着与自己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沉郁的心中感到透进了一丝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