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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李维汉与邓小平谈话:反封建只做了一半--国家年鉴(2)
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的革命家,堪称典范的是张闻天
张闻天曾被称为是党内“左”倾领导中起来反对“左”倾错误的第一人。当年,是他率先在某些局部问题上否定了共产国际、斯大林以及临时中央的“左”倾策略方针。如1932年10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在报告中提出:“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容易发生的。”在临时中央时期,以他为代表,在文艺、宣传等领域已经逐渐开始对“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开始承认中间力量的存在和其作用,开始在某些局部问题上质疑并否定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临时中央侧重于打击中间力量的策略;在中央苏区,张闻天还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方面,在关于统一战线、关于粉碎敌人军事“围剿”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对于“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的策略方针等等问题上已与当时的“左”倾中央主要领导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与毛泽东因认识一致而走到了一起。此后在长征途中,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三人团”,这“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张闻天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深刻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成为全党自觉开展自我批评的榜样。期间,他现身说法,指出:“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经过整风,他自觉地从事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又以“让贤”的姿态使党的领导实现了平稳过渡。
此后的张闻天并没有退隐,由于自己曾经有过“左”倾错误,并且对之有过沉痛和深刻的反省,因而对于相似的错误,他有着敏感的觉察,并且意识到其严重性。虽然自己已经不在党的领导核心之内,但他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福祉出发,敢于坚持真理。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张闻天发言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并且深入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原因,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重要理论问题。张闻天在发言中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未能产生相应的作用和影响,反而使张闻天蒙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这段铩羽的经历,依然不能阻止张闻天坚持真理的决心。在“文革”的“流放”途中,张闻天又写下了著名的“肇庆文稿”,仍是以批判“左”倾错误为核心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张闻天的经历,典型反映了党内那些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的领导人的风范。
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贵在能够认识到错误的来源
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贵在能够认识到错误的来源,以及意识到防止错误再度发生的有效方法。所谓坚持真理,这里体现为体制安排的设想,即健全制度、倡导法治、推行民主。晚年的李维汉对此颇有心得。
李维汉年轻时曾是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的挚友,后赴法国留学,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他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成为“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之一。晚年李维汉对此深有体会,他揭示了党史上“左”倾的起源,之所以会发生种种的“过火行为”,主要是思想路线上“误读”马克思主义以及盲目照搬苏联经验,以及“唯我独左”、放任群众的心态,以至于在农村暴动中实施所谓“杀尽土豪劣绅”的“烧杀政策”,并将之引入城市,对自己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特别是盛行的“唯成份论”把“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统统视为所谓“小资产阶级”,将之驱赶到革命阵营之外,对知识分子更是严重不信任,以后这种纠结的心态不仅没有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而消失,反而逐渐弥漫开来,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晚年李维汉还撰写了《回忆与研究》一书,总结了党史和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在他看来,错误的发生和严重化,不能局限于领导人个人的原因,这里体制的健全尤为重要。1980年,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对于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当时胡乔木曾做说明,他说:“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与党内存在封建残余的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过,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毛泽东同志时期也没有解决,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需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李维汉同志提出的。李维汉同志同小平同志谈话提出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李维汉提出:“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过去由于老是打仗,来不及清算,把它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
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认识上的偏差,没有引起注意的“封建残余”的问题未能得到彻底的清算,于是不免发生了“复活”的现象。李维汉以为,“应该补上这一课”。而所谓“封建残余”不外是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个人崇拜等,如“搞家长制,对人家的一点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最后就不免发展成悲剧。李维汉这么说,自己也不断反省,当年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主持整风,曾经错误批判了王实味,到他晚年,在他的坚持下,终于为王实味实现了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