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川后，李井泉作为四川省的党政一把手，在干部问题上十分注重团结。他对随军南下的晋绥干部要求特别严格，比如分配到其他地方工作的晋绥干部都提拔得很快，在四川的干部却压得很厉害，有时候批评起来还十分厉害，对四川本地干部却比较宽容。

　　李井泉解释道：“毛主席说过，亲者严，疏者宽。四川干部来自方方面面，如果我带来的人提拔得多，提拔得快，人家会怎样看？我宁可把我带来的人压一压。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为了团结。在团结使用干部问题上，我确实花费了大量心思。”

　　一句“亲者严，疏者宽”让我想到李井泉1974年的一次回乡探亲。他的堂弟看到李井泉热心地为集体、为乡里办实事，忐忑不安地说出自己的家属尚未转商品粮的问题，希望堂兄为他说句话，却被李井泉严肃地回绝了。

　　1977年李井泉再次回乡探亲，许多亲属都跑来找他，提出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李井泉坚持：能帮助的尽量给予帮助，不符合政策的一律不办。甚至还一再交代县里和公社的干部：“对我的亲属，生产上的事可以帮忙，其他的事就不要理睬。”这样一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时刻不忘维护集体利益的老党员，在国家遭遇艰难的时候，其忠诚的党性必然会体现得淋漓尽致，必定是会站在全局的高度来考虑问题。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李井泉一边含泪执行中央决定，将大批救命粮输向全国各地，挽救危机；一边努力带领四川人民实行自救运动。艰难的年代是压不垮这位男儿的脊梁的。他积极地面对现实，努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眼看着满载粮食的汽车、火车、轮船呼啸着出川，再想想自己治下的人民忍饥挨饿，李井泉寝食难安、坐卧不宁。1960年至1962年，四川连年春荒，旱灾与洪涝灾害频繁出现，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粮食紧缺，浮肿盛行。李井泉带领省委一班工作人员奔波在全省各地进行救急。大批干部深入到缺粮地区长期蹲点，带领群众共度难关，积极寻找各种替代食品，缓解眼前困难局面。

　　对于灾情严重的地区，李井泉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调拨粮食、发放救急款、派遣医疗工作队等，组织生产自救，尽己所能及时有效地遏制灾情进一步蔓延，缓解人民群众的恐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国经济社会形势刚有所好转，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了。对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个谨言慎行的年代，因只言片语而“获罪”乃是平常事。三年困难时期，李井泉因对过度调粮有意见，一句“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呐”的气话，终于被“有心人”拿出来作为他搞“独立王国”的“证据”。

　　人人自危的年代，为避免牵连，洗脱自己，好多夫妻、父子、朋友都不惜反目成仇，划清界限，甚至互相攻击。此时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批斗、打压最终没能让李井泉屈服，他始终保持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忠诚。

　　当“造反派”用酷刑逼迫李井泉“揭发”邓小平和贺龙的“罪状”时，他毫不迟疑地说：“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人，毛主席都说他是个人才。”关于贺龙，李井泉同志慷慨激昂地说道：“我认为在党内重大斗争的关头，他始终是站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边的，例如遵义会议、庐山会议等。毛主席曾说过：‘贺龙是一员虎将，很会打仗，很具有军事才能。’他很受群众的爱戴。这就是我对贺龙的总印象。”

　　简洁的言语可以看出李井泉坚定的革命信仰，其不畏生死，坦坦荡荡的高贵品格也可见一斑。面对“老革命”的“不知悔改”，“四人帮”愤怒了，对他施之以更加疯狂的迫害。西南地区“最大黑帮”的帽子有了！“刘邓死党”称号也有了！伴随着更加猛烈的批斗，李井泉受尽屈辱和诽谤，甚至还有两位亲人蒙冤而死。这一切都不足以让李井泉为求自保而出卖同志。

　　动乱的年代结束了，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总结和反思历史。李井泉的孩子数次想让父亲写回忆录或者保留点录音，却被李井泉很坚决地拒绝了。

　　他说，好多人写的回忆录都不符合事实，编造故事，有些人把自己写得很了不起，吹得过了头。那么多先烈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只有多做工作，要写历史，就写那些牺牲的同志们，让人民记住他们。李井泉很少与自己的孩子谈论自己的往事，以至于后辈们只能通过一些革命前辈或者其他的资料、文集来陆陆续续了解他的一些情况。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李井泉同志已经逝世多年，当年四川调粮事件却还盘踞在当地人们的心里，久久不肯离去。作为后来人，我们不妨宽容一些，眼界更为深远一些，多设身处地地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角度来看待问题，这样才能更为客观公正一些。罗晓红（转自《大江周刊》2010年第6期，本刊发表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