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的悖论

　　如此主动或被动的调整真能挽救央视春晚的颓势？抑或是这颓势已无可避免，等待的只是个时间而已？答案显然是后者。

　　首先，这颓势源自所有娱乐媒体的一个内在困境。欢笑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的共鸣。而情感本就相当个性化，在某一时空下，各人喜怒哀乐的相异部分远大于相同部分。而媒体又是一种共享方式，同样一个节目让不同个体同时接收。所以，所有娱乐媒体本身面临一个困境，媒体的共享性与娱乐的个性化相冲突，现象就是众口难调。毫无疑问，除夕夜，一家人团圆饭后需要娱乐。但现在仅靠一个国家电视台办的晚会，想满足中国当下不同阶层，全部家庭，甚至一个家庭的三代、四代人的娱乐偏好，绝无可能。除非没有别的替代品可选择(但不满者仍有一种选择，就是关掉电视)，或央视仍旧维持行政性垄断地位，独家供应。央视春晚恰恰没弄明白这种娱乐媒体的困境，存在一种妄念，方方面面都想涉及，想去迎合各个不同的个体，也想做到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结果最后是谁都不喜欢。年纪大的可能觉得花里胡哨，新一代的年轻人则可能觉得土里俗气。

　　其次，这颓势也源于央视春晚内容供应上的悖论：是否真能寓“教”于“乐”。前面已经分析，娱乐是相当个性化的感情体验，而宣教却是一种不分对象的说教，与个性无关，更让人厌恶的是，说教多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由于魔术、杂技、舞蹈等很难适合所谓的“寓教于乐”，这责任势必落到歌唱、相声、小品头上。通俗歌曲不适合，那就选民歌来讴歌现状抒情怀展未来。但真正的重担落在语言类节目头上。

　　对语言类节目那几个常年上春晚的喜剧演员，有网友尖锐地总结说，赵本山代表了央视“对新农村、新农民的捏造式想象”，随手能捐出两万元；黄宏、冯巩代表了都市下层民众，“靠装修工人的急中生智和的哥的自我解嘲，来纾解现实里的身份痛楚”。的确，从近年来看，小品的开始无论如何冲突，中间几经波折，但结局总是相互理解，和谐万岁。纯娱乐性质的小品，如上世纪80年代的《吃面》已近绝迹。而原来讽刺性的相声，如《开会迷》《电梯奇遇》也早已不见。

　　从媒体披露的细节看，能上春晚的相声小品，往往要满足7个条件。一是要有个好“梁子”，是故事片段，有点冲突，最好还有几个反复，像情景喜剧一样；二是“开口响”，“一开口没有包袱，几秒钟甩不出包袱，在春节晚会上就待不下去”；三是故事立意积极、健康、亮色、时代感强，不能丑化农民、不能给社会错误导向；四是“翻上去”，让人在笑了之后还能感觉到有深度；五是形体包袱和语言包袱明显；六是反映当年主题，主题不能雷同，“你是家庭和谐，我就是社区和谐”；七是不能长，10分钟左右。为了将故事“翻上去”，央视甚至指定人专职负责。冯巩的小品《跟着媳妇当保姆》，原来的冯巩演的是个猥琐的农民，朱军演的则是一个趾高气昂的城里人，最后被“翻成”，双方往中间靠，变成了农民和城里人互相理解的主题。

　　如此的标准，再加上各级领导的层次把关，六次审阅，再好的剧本也被磨得棱角全无，变得中规中矩。相声小品，真正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往往是针砭时弊的主题。这类主题的“被和谐”，等于掏空了相声小品的五脏六腑，形在神失。

　　再次，这颓势的不可避免还来自于观众掌握的娱乐知识的增长。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娱乐产业还没有形成，娱乐品的供给还极度匮乏，央视即使以行政手段垄断晚会市场，单向度地传播“联欢”，绝大部分中国家庭在除夕夜仍乐此不疲，锁定一套。但近年来，随着娱乐业的兴起，娱乐产品的多样化，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中国观众所拥有的娱乐资讯，以及对娱乐本身的理解和鉴赏水平在急剧提高。也就是说，现在观众所拥有的娱乐知识和央视春晚的内容提供者所拥有的娱乐知识，双方的差距在快速收窄。央视春晚提供的“联欢”也不再是唯一的选择，现在出现了很多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央视春晚的内容供应者再想“居高临下”，“寓教于乐”，弄一些缺乏个性的作品，只会招来更多的指责和批评。越来越多人，会选择在除夕晚关上电视，不看春晚。

　　救无可救

　　无论质疑数据是否出自央视自家，央视春晚的收视率一定还是惊人的。央视在春晚市场中的霸主地位，一时难以撼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观众，尤其是农村观众多年来形成的除夕夜看央视春晚习惯的粘性，也与其他同类产品竞争者——一些省级卫视提供的产品质量不高，不足以成为替代品有关。为了写这篇文章，记者曾仔细看了今年几家省级卫视的春晚，结果令人失望。这些电视台的春晚，尚没有明白央视春晚真正的危机和受质疑的命门在何处，与央视春晚提供的产品高度同质化，而不去寻找差异制胜。

　　显然，央视春晚其内在的困境和悖论难以克服，“开门办”救不了央视春晚，“旭日阳刚”也救不了央视春晚。这与中国国企改革的道理是同样的。央视春晚在一片质疑声中的颓败过程，恰恰是中国这个时代要取得伟大进步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