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高岗，绕不开“高饶事件”，也因为“高饶事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高岗研究的基础资料的收集查阅变得很困难。作者在后记中也感叹说：“为高岗做传，是件难事。收集资料难，论证评价难，出版发表难。”正因为有这“三难”，作者的写作历时长达15年之久。作者走访了许多当事人、知情者、老同志以及相关的专家学者，如高岗家乡高家沟村70岁以上的老人、高岗就读过的中学的校友、长期与他共事的战友及同志，以及高岗妻子及亲属、高岗的秘书等等；参考的书目多达近百种，参考的资料既有相关人员的文集、年谱、传记、回忆录、档案资料，也有专家的研究著述、报刊资料和访谈材料，考察的足迹遍布西北、东北和北京。用功之深，可以管窥。可以说，没有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没有作者的艰辛劳动，这部著作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用最新史料解开一些历史疑云

　　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特别是由于作者史料工作扎实有力，因而在解开一些历史疑云和有争议问题的研究上，作者就能游刃有余，说服有力了。

　　如“高饶事件”后，有的老同志在1955年召开的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提出高岗在攻打临镇的战斗中“逃脱”。真相如何呢？作者在横山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保存的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创始人之一高朗亭的回忆资料里，发现了高岗的“踪迹”。1932年上半年，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连续取得重大胜利，但在攻打临镇的战斗中，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率领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由于敌人进攻猛烈，高岗率部未能守住东山，带领十余人撤出了战斗。那么，高岗撤出战斗（即所谓“逃脱”）后干了什么呢？资料记录高岗带领19个撤出战斗的人在找大部队，途中碰到了九支队的高朗亭部，高岗动员他们一道去找刘志丹的大部队，于是两路人马合编为一个大队三个中队，从临镇以南向盘克塬方向一边与追击的敌军作战一边找刘志丹去了。

　　再如，1949年6月至7月高岗同刘少奇、王稼祥出访苏联，围绕着高岗的这次苏联之行，后来产生了不少“故事”：有人说高岗挟洋自重，讨好苏联，斯大林也特别欣赏高岗，把他特殊化；有人说高岗向斯大林建议宣布东北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把国土拱手让给外人；也有人说高岗在苏联公开顶撞刘少奇，刘少奇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才将高岗提前召回国。而这些“故事”在坊间广为流传。那么作者如何看待、评述上述这些“故事”呢？作者据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斯大林与中国》一书作者，俄罗斯历史学家、现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A·M·列多夫斯基在书中公布的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的六份文件，结合苏方公布的材料和我国的有关文献，清晰解答了有关“故事”真相。这次苏联之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所以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冠以“东北商务代表团”的名义（按照斯大林的提议并经中共中央同意）。在双方已经达成了贷款协议，高岗出访苏联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而即将召开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尚有一系列重要事宜需要高岗回来协商时，中共中央决定高岗先期回国，刘少奇继续留在苏联商谈两党之间的其他问题。按照事先的商定，在高岗回国的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东北商务代表团”出访莫斯科的报道。报道中说：“不久前，高岗先生率领东北民主政权代表团从东北来到莫斯科，商谈商务问题。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同一天，《人民日报》以《东北人民政府商业代表团赴苏谈判达成通商协定》为题，也做了报道：“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府以高岗为首的商业代表团，日前已从东北到达莫斯科，举行了有关通商问题的谈判。由于顺利商谈的结果，获得了东北与苏联之间相互交换商品的协定。……代表团已于7月30日从莫斯科动身返国。”高岗的这次出访只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负责人是刘少奇，可最后在媒体上露面的确实是高岗。不过，此时的这种安排并不是因为高岗有多么特殊。当时以高岗的名义发布消息完全是因为中苏两国外交政策的需要，也是中苏两党协商一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