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彪在大会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积极参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起草工作。书面报告第一稿出来后，曾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其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未见林彪有什么说法。此外中央重新成立的二十一人起草报告委员会，从人员的构成来看，应该有林彪参加，但始终未见林彪的踪影，更谈不上他发表什么意见了。

　　表面看来，林彪超然于事外，但看他的讲话，却并非如此。人虽然没有参加起草报告委员会会议，但每天都在密切关注着大会的动向，每天通过会议简报及其部下的汇报来了解会议动态，侦察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讲话。林彪坐在主席台上，倾听着刘少奇那坦诚尖锐的讲话，外表上虽不露声色，内心里正在揣摩自己的应该怎么讲。这些天，大会围绕“三面红旗”，围绕党犯错误的原因，围绕对过去工作的评价，与会者提了很多意见，刘少奇的讲话虽然只字未提毛泽东的错误，但显然对“三面红旗”也没有给予理直气壮的、充分的肯定，他讲的两个“三七开”，更暗含着追究党的责任、毛泽东的责任的意思。林彪知道，“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会上批评的不少错误的决策都是毛泽东提出或支持的，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定很不好过。这个时候，倘若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一定会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或许还会被视为知已。有了这样的考虑，林彪胸有成竹，就知道自己应该讲些什么内容了。于是林彪做出个决定，把写作班子为他准备好的现成的讲话稿也丢在一边，根据他最新的观察、体会，自己“拉条子”，写提纲，在大会上即兴发表讲话。他原来准备的讲话稿是些什么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在大会上的即兴讲话可以看出，林彪要讲的话，确实是无人能够事先为他起草的，因为那完全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讲话。

　　林彪在大会上，一共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党的问题，一个是军事问题。按常规，他并不负责党的工作，这一部分内容应该由邓小平来讲，林彪只需主讲他负责的军事工作就可以了，但他恰恰在党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讲了不少很有“创新”的内容，一些提法之“新”，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让人为之震惊不已。

　　首先他对会上议论较多的热点“三面红旗”问题，十分坚决地、充分地予以肯定。他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林彪在这里有意回避了是毛泽东的创造-引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高级化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如果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能不正视几年来国民经济遭受的重大挫折与“三面红旗”的关系。比如“总路线”，一直强调“速度”是灵魂，只强调“快”，忽视了好和省。“大跃进”，顾名思义也是强调高速发展，因为中央下达的指标过高，下边就开始浮夸，浮夸上来的数字，又被中央接受，在虚幻的高数字下构造经济计划，反过来又指导地方工作，以致恶性循环，最后导致经济全面崩盘，农业上使人没有饭吃，工业上劳民伤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大跃进”，大跃退还差不多。至于“人民公社”，更是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刘少奇、邓小平等认为，“大跃进”这面旗子不太好讲，“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看得还不是那么清楚。因此在他们主持起草的书面报告第一稿中，只说“三面红旗”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也因此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