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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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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教授刘泽华:《矛盾论》有抄袭之嫌--中国年鉴(2)

  

  “文革”把毛泽东推到了顶峰,但到了顶峰也就该出问题了,这是无法逃脱的规律,而辩证法又指明了人们分析这种现象的路径。过去的很多错事,上下一致的打、吓、瞒、哄、骗,还真的有效果,比如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竟然不了了之,三面红旗依然高高飘扬,彭大将军依然被视为大逆不道。造反派反这个反那个,看来毫无禁忌,但竟然没有一个造反派为彭大将军伸冤,相反倒是最革命的造反派充当了置彭德怀于死地的打手。文革中的老老少少都是吃过三面红旗苦头的人,可是竟然都还高举着它,横扫天下,凡是对三面红旗发疑或批评的人都再遭洗劫。远的不说,南开大学经济系一位青年教师徐振芳(现年八十、健在)同志当时从理论上论述了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再认识,批评了“公社化”,全国大饥荒与饿死人等,并致信中央,要党主席毛泽东检查,谢罪天下。这一下子惹了大锅,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革”一来再重新算账,被整得死去活来。由此可知当时对毛泽东是不能分析的,对毛泽东思想除了无限崇拜外,更不能提出任何疑问。

  可是“文革”中乱七八糟的事就摆在人们的眼前,让人们开始怀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正确论。既然辩证法告诉人们,无论什么都是可以分析的,毛泽东也一再说,一分为二是普遍规律,1964年他同日本物理学家谈话时,讲一分为二是无限的,他很肯定庄子说的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当把毛泽东思想推到极限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开始生疑的时候。于是人们发出疑问:“毛泽东思想能一分为二吗?”我想当时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心中是有数的,但聪明人没有敢说的,只有不要命的“冒失鬼”才敢较真。大约是在1968年,我的一位学生竟公开放言:“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他的名字叫刘培庚,东北丹东人,根红苗正,又是中共预备党员。此言一出,立刻乌云压身,大会批,小会斗,停止他的工作(工宣队进校,他在机关报《工农战报》当编辑),停止党员登记。周围没有人敢与他交往,往日的朋友最多道路以目,孤独、苦闷、憋气,几乎要发疯!

  他在苦恼之极时来找我,问我在哲学上他的观点是否有问题?这一问立刻让我胆战心惊,面对我的学生,该怎么办呢?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无论从哲学上或事实上说,我心里是赞成他的观点的,可我不敢给予公开的支持;面对自己的学生,又不能说官话,也不能说太违心的话,但也不敢说真话!再三思索之后,我做了这样的回答:一分为二既然是普遍的规律,适用于任何现象,从哲学观点上说没有错,可我就是不点明“毛泽东思想也应一分为二”这句话。我虽然很相信这位学生,但那时的“逼供信”整死了不少人,也逼得不少人神经错乱,瞎咬一通,我不能不有所戒备,所以我只说哲学道理,绝不说这几个字。接下来我对他说,在目前形势下说这种话不适宜,会让人抓住把柄。他问我怎么办?我再三掂量后,建议他不要在理论上纠缠,只说受了怀疑思潮的影响,没有深思,政治上幼稚;对别人的批判不要顶,态度要温顺。你是学生,又不是头头,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有干过任何出圈的事,估计批一通也就完了,不至于戴什么帽子。我又叮嘱他,千万不要往下说一分为二的具体内容,不管怎么压和诱导,都不要说,一破口,就无法收拾。刘培庚真的照此应对,折腾了一段时间,他毕竟是个青年学生,放了他一把。最后还是给了一碗饭吃,发配到偏远的农村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二十年过去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突然一天刘培庚来到我家。他带给我一件礼物,是岫山玉雕的喜鹊登梅。我说,你来看我非常高兴,但我有自己的规矩,不能收你这个玉雕!他说,给我平反了,现任某党校的教育长,总算是个喜事吧!二十年来,我一直念念不忘老师的恩情,我这点心意,老师不能不收吧!他还说,那件事情之后,成了瘟神。离开学校时没有一个人来送行,只有老师您到车站来送我,并鼓励我要坚强。车开动了,您还久久伫立在车站目送我,我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回想起来,我很惭愧,与其说我伸出了同情之手,不如说我怯懦、圆滑和世故。

  “文革”后承认了毛泽东的诸多错误,在思想理论上也有不少纠正,但“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依然不能作为一个严肃的理论命题和历史问题让人思考。某些人依然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还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的结晶”云云,以此禁止这个问题的深入展开。“集体的结晶”与“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两者是两个不同的命题,“集体的结晶”另论,但无论如何不能遮盖后一个命题。把毛泽东诸多错误言行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天下有比这更滑稽的吗?

  对毛泽东思想要不要“一分为二”?这是一个极大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关系着中国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命运。毛泽东思想有过辉煌的时期,1949年之前确实指引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大史学范围(世界范围内史学)看,不管人们的评价有多大分歧,但作为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但1949年以后,他违背了自己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与实践,以他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绝对权威,硬要实行他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并以极端的阶级斗争作为基本手段,一步一步走到“文革”这种荒谬的时期,把整个中国搞乱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实践与理论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着“一分为二”,但仍没有提到应有高度来认识,在许多时候这个命题尚没有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我是一个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人,且主要是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我的重点尽管不是近现代史,但每每也有涉及。我深深感到远没有尊重“一分为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有时仍以“毛泽东思想”为神圣,拒绝、阻止进行“一分为二”性的研究,或“垄断”再认识的权力。

  从历史学的角度说,没有神圣不可再认识的东西。我应该把“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作为理论命题和历史命题来看待,在认识对象面前人人有平等的认识权力。人们如何“一分为二”,肯定会有很大的差别,但必须尊重“毛泽东思想应一分为二”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只要言之有据,就有合法存在的理由。不管何种见解,都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在证据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有些人不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理论和历史事实,仅仅视为“信仰”,那就是“宗教”性的问题了,这与科学性的认识是另一回事,正像有些人信佛祖、上帝一样,是宗教信仰问题,不必与这些人争议。但现代社会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宗教不能干预政治与他人的社会生活。如果还坚持政教合一,那显然是前现代社会里的事,如果硬要坚持,不妨请他们去某个地方建立太阳城,进行试验好了。但不要强迫他人与自己一样也必须“信仰”,更不应企图借助行政力量实施什么强压。

  我对毛泽东思想信仰过,而且信到迷信的程度,具有很强的“宗教性”。我入党已近一个甲子年,总的来说,也还是个积极的党员。在巨大事实面前,我的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这就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理论和历史问题来看待,也认定“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是个合理、合法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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