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矛盾论》有抄袭之嫌

　　1970年秋，我们逐渐听到如日中天的陈伯达被揪出来，说他是“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我一方面很震惊，不知此论从何说起？另一方面，我对陈也没有好感，揪出来感到很痛快。但疑问也发生了，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理论与行为如何看待？我无法得到解答。1971年夏，学校革委会宣传部门组织了几个人来清理陈伯达的假马克思主义言论。召集人是牛星熙，成员有经济系的郭士浩、哲学系的封毓昌、还有我，共四人。当时很神秘，对外保密。图书馆拨给我们一间房子，任何人不得进入。我们直接到书库提书和杂志、报纸。时值酷夏，不能开门对流，热得要死。给我们的任务是整理陈的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上哪里去找呢？我记不清是上边的指示，还是我们自己拟出的原则，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不能有损毛主席的和林副主席（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整陈的背后是整林副主席）。只要是毛主席批准的文章或肯定过的，不能列出来，不能从中找问题；第二、不能损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路线，陈的有关文章与讲话，凡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不能批。第三、陈过去的著作很多，凡属中央领导人肯定过的，或代表中央的文字不能轻易动，如《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等。有了这三条，我们实在难发现有什么“假”和“反”的问题。我们四位彼此虽然都认识，但互相之间并没有深交，谁也不敢多嘴，很怕踩了“红线”，更怕人说借批陈指向“文革”，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于是把清理重点放在陈的早期著作。我们对陈的历史了解的很少，又没有适当的索引，只知道他30年代在北京、天津教过书，搞过“新启蒙”，写过一些文章，但哪些是他的，我们并不清楚，特别是以笔名发表的，更是一无所知。只好“广撒网”，把一些可疑的书刊尽量找来审查。其中有一本《社会学大纲》，没有署名，但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是“河北商专”的教材，石印本，大约是上世纪30年代初印刷。陈伯达在那个时期活动于京津一带，于是怀疑是他的著作。此书由封毓昌查阅。这本书中主要论述唯物论与辩证法，在论述“矛盾”问题上，封毓昌发现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多有雷同之处。他不敢声张，悄悄地让我看，果如他所言，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观点上，有些语句几乎相同。我们两人窃窃商议，是否告诉另外二人，我建议要告诉，我们是一个集体，不说反而易引起麻烦。封毓昌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请牛星熙和郭士浩也看了。四个人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不愿首先把问题挑开。牛星熙是召集人，四人商定了两条：一是不扩散；二是把书封存。我当时冒出一个念头，伟大的领袖的“顶峰性”的著作原来也有抄袭？！

　　到70年代末，我多次建议封毓昌同志把这件事弄清楚，封毓昌下了一些功夫，找到了《社会学大纲》的作者是杨秀峰。杨秀峰是当年的教授，已是共产党员，1949年后任过河北省省长、教育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文革”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封毓昌给杨秀峰去信询问。杨请他的秘书给封毓昌回了信，证实了该书的作者就是杨秀峰。但同时转述了杨的意见，此事不要提了，《大纲》中的论述也不是他的创见，是从苏联学者转述过来的。后来我多次请封毓昌从学术史的角度把事情写出来，他总说等等、等等，等到现在，他和我都老了！他比我聋得更厉害，几乎全失聪。我写字条让他把事情公布出来，他写字条回应：《社会学大纲》图书馆找不到了，不知去向，无法核对。又说，老了，不找麻烦了。

　　因是封毓昌首先发现的，我也不好插手。不知还有人关注此事否？

　　三、“社会主义不够，资本主义补”

　　从我加入共产党始，就立志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在我的观念中，是容不得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一直在地下流动，大饥荒时期在政策上也曾一度允许“三自一包”和农村的集市贸易，但随着1963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三自一包”被取消，集市贸易又被禁止。“文革”中强行割资本主义尾巴，自发的资本主义活动都转入地下，称为“黑市场”。我一直保持着“纯洁”的态度，不与任何“黑市场”发生关系。

　　1973年，我带领一个级的学生“拉练”（模仿军队长途行军），横穿河北，从完县经保定、白洋淀地区到天津。沿途我们看到自发的资本主义很活跃，我与农民闲聊，我问，不是有政策不允许这类的活动吗？农民悉数了他们的公社的苦楚，有一位农民说了一句话：“社会主义不够，资本主义补！”

　　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的思绪，启开了我的再思，把我多年来积累的疑问提到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是啊，为什么“社会主义不够？”为什么要由“资本主义补？”

　　“不够”，这是中国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于是有理想，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曾承诺解决“不够”的难题，也是我追随的目的。但自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不够”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公社化竟然饿死数千万人。“三自一包”救了数亿人的生命，转眼又成“罪恶”，“文革”发展到极致。当我听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说法时，我仅仅感到把“草”和“苗”对立起来，冠上社会性质，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荒唐。记得当时还有过一篇报道农村革命人物事迹的文章，引用一句俚语“花钱买笼屉，不蒸馒头，蒸（争）口气”，把资本主义尾巴说成是“馒头”，把坚持社会主义说成“气”，我一听也很反感，怎么如此不伦不类的乱比喻？不要“馒头”，靠“气”就能充饥？我看到了农民与市民们对自发资本主义的欢迎和参与，但我没有“资本主义补”的观念和意识。

　　对于社会主义的“不够”，我们这把年纪的普通人都深有体验。也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一次路过保定，去了一家饭馆吃饭。饭刚上来，就有一群乞食者伸过手来，同时出示盖着村政府红印的出身证明，都是贫下中农。我问这是怎么回事？答曰：我们没有吃的，但地主富农不能出来乞讨，那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我感到万分惊讶，天呀，乞讨都要凭成分，是“社会主义”支柱者的特权！？

　　“不够”原因在哪里？我们多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目睹了各式各样的“出工不出力”、“龙多不治水”等等现象，也调查过农民的工分值低得可怜，一个工不值一张邮票（八分），还有的年终分不到红还需倒补，对此我仅仅与农村干部们水平和违法乱纪挂钩，从来没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连在一起，农民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够”源于“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

　　农民的这句话，使我想到古人说的一句话：“公作则迟，私作则速”。迟、速就是效率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硬搞“公作”？农民为什么对“三自一包”那么钟爱？我们为什么不顺从农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而一定要改造？这些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年，但有一点我逐渐走向清晰，当时通行的那种“社会主义”是造成“不够”的根源；反过来能“补”“不够”的“资本主义”未必不是一条路：多年来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看成罪根，为什么不把它看成历史过程中的自然与必然？为什么说是“黑市”，“黑”字是谁给加上的？一个“黑”字就能堵住历史的必然？

　　农民的这句话对我是又一次大启蒙，此前的启蒙是那个“工程纪要”。“纪要”的启蒙是政治和政策；农民这句话的启蒙是社会道路问题，更深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