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文革”期间，他们通过罗织罪名制造了大批冤案，残酷迫害军队干部，使人民解放军8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其中1169人被迫害致死。仅1968年7月21日，康生为江青开列名单，许多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诬陷，其中解放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37人。

　　本文摘自：《1927-2007-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作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

　　1966年至1971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文革”干扰和破坏人民解放军建设，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对制止“文革”的错误和减少对军队的破坏与损失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军队建设还是遭到了严重损失。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对军队的冲击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认为：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不但要彻底批判文化领域里的学术权威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且“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以这个通知为标志，错误地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此前，江青等人已通过林彪插手军队，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了舆论准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合谋，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从而引发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这个批判运动，在北京等地受到抵制。于是江青在得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后，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发表了“意见”，并由江青和张春桥、陈伯达整理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抛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宣称建国以后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给建国以后的文艺界扣上三顶大帽子：理论黑、作品黑、队伍黑。这个《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

　　根据《纪要》的要求，在北京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给数十部影片加上“大毒草”、“坏戏”等罪名，进行批判，同时诬称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等专了军队文化部门的政。军队文化部门、文艺团体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和编导、导演、创作人员也遭到批判。

　　林彪、江青等人在文艺领域突破后，立即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在党、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在军队中首先拿已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的罗瑞卿开刀。1966年3月4日至4月18日，专门召开了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指控罗瑞卿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个人专断；公开向党伸手、篡军反党等。会议结束的当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军“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为贯彻《通知》的精神，总政治部作了布置。提出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总的步骤是先搞正面教育”，在此基础上，“对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物进行充分揭露，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彻底批判”；运动主要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部门进行，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确定在夺权的军以上机关，可以贴大字报，开批判会；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会、声讨会；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

　　军队“文化大革命”在各级党委领导下，逐步展开。8月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8月23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九月、十月、十一月大闹三个月”，煽动在军内搞“四大”。借搞群众运动，否定党的领导，提倡无政府主义。他说，“什么叫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群众，就是群众路线”，“群众是天然革命者，群众是有智慧的，是不会大错的”，让他乱一个时期。根据林彪的提议，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由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辩论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允许进行串连。

　　同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文件向全国转发。《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院校相继大乱，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一切规章、制度被视为束缚群众的“条条框框”，院校师生纷纷外出串连，参与造反夺权活动。总部、军区机关不断遭受冲击，军队负责干部被揪斗，军队战备训练受到影响，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