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军队的努力和二月抗争

　　“文革”开始时，军队的一些高级干部虽然对“文革”运动不理解、怀疑，但是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怀着良好的愿望支持了这场运动。可是，到了1966年10月，随着运动的发展，取消了党委的领导，造反派到处乱冲乱抓乱斗，老帅们对此深为担忧，并为稳定军队和国家形势作了努力和抗争。

　　为了避免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军委和总政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所有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11月13日和29日，总政治部两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10万人大会，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4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文革”必须由党来领导，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老帅们的讲话，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本质的不同认识以及对“左”倾错误的觉察和抵制。这是老帅们对稳定军队和全国形势的首次努力。大会在全国、尤其在北京引起了巨大反响，给狂热的军事院校青年学生泼了冷水，促使他们重新思考。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接受了劝说离京返校，甚至退出“造反”行列。江青等人对两次大会极为反感，煽动批斗陈毅、叶剑英等，陈、叶遭到“炮轰”，并被迫“检讨”。

　　跨入1967年，全国更加混乱，对军队的冲击更加厉害。1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当天晚上，江青将这个报告送林彪批阅。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在全国全军蔓延，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抓穿军装、拿枪杆子的“刘邓路线”的反军乱军浪潮。

　　1967年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主要议论军队搞不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两种意见争论十分激烈。陈伯达、江青、叶群等人在会议上又节外生枝，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进行突然攻击，他们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萧华头上，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其目的是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在此前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刘志坚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相继被打倒或被揪斗。对此，老帅们非常愤慨，会议还没有结束，叶帅、聂帅等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担任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看到总政和北京军区等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被揪斗，机关陷于瘫痪状态，为军队的稳定十分担心。他多次叫人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却得不到回音。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的办公室要求见林彪，林不肯见。在这种情况下，徐决定“闯宫”。1月24日晚7时，徐帅直接驱车前往林彪住地毛家湾，向林彪陈述军队的混乱状况，反映军委一些老同志的要求，建议军委就军以上机关开展“文革”的问题要搞几条规定。林彪同意由军委发一个文件。报经毛泽东批准后，1月28日颁布了中共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命令》规定：1．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2．所有军队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3．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4．一切外出串连的军队人员应迅速返回本地区，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不得索取和抢劫军队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7．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8．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

　　“八条”的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八条命令”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江青一伙大肆进行捣乱破坏，使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接连不断发生。

　　鉴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一伙煽动和支持造反派进行反党乱军活动，搞乱了党、搞乱了国家、搞乱了军队，1967年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以及余秋里、谷牧等老一辈革命家，同中央文革小组就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又称怀仁堂会议）上，谭震林斥责张春桥借口群众运动，否定党的领导，当面指出：“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叶剑英质问张春桥等人：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想干什么？他还质问陈伯达：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责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

　　谭震林气愤地表示：“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次会议上，对“文革”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在其他一些会议上，老革命家们也对“文革”的做法公开提出了批评。因为这场斗争集中在2月，因而被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

　　毛泽东在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认为这是根本反对“文化大革命”，对老同志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令他们作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