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随着当事人的不断回忆和学者们基于原始档案的持续研究，远去的历史逐渐清晰。30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到的是领导人的历史担当和政治智慧，参与者思想的解放，起草过程的民主，决议内容的亮点和局限，以及在当下重申反对历史倒退的重要性。

　　本文来源：长城网，作者：方可成，原题：《最具勇气的决议是怎么炼成的》

　　原文编者按：2011年是粉碎“四人帮”35周年，也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30周年。这份历史决议，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命运。今天重新回顾，决议的诸多定论，在当下仍不过时，而它显示出的历史勇气和政治智慧，更值得今天的中国借鉴。

　　30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到的是领导人的历史担当和政治智慧，参与者思想的解放，起草过程的民主，决议内容的亮点和局限，以及在当下重申反对历史倒退的重要性。

　　30年前一份决定了改革命运的关键文件，正被人们重新阅读和讨论。

　　这份文件全名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文简称“决议”），经过两年的讨论、起草，于1981年6月底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彼时，中国这艘大船从“文革”迷雾中驶出已5年，但改革依然踟蹰。

　　十年浩劫，留下的不仅是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和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还有混乱的思想状况。即便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号角，党内外在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上仍未形成共识。

　　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文革”？如何评价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

　　有人思想依然僵化，也有人越过了界。1977年，“两个凡是”诞生；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1979年，“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在各种观点的激烈碰撞中，这场拨乱反正的转身异常艰难。

　　决议为大家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提供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可能。曾参与决议起草工作的党史专家石仲泉说，这纸文件的作用类似“定海神针”。

　　随着当事人的不断回忆和学者们基于原始档案的持续研究，远去的历史逐渐清晰。30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到的是领导人的历史担当和政治智慧，参与者思想的解放，起草过程的民主，决议内容的亮点和局限，以及在当下重申反对历史倒退的重要性。

　　早了、晚了都不行

　　其实早在1975年，毛泽东就曾提出让邓小平做个“文革”决议，不过他想要的是肯定性的决议。邓小平婉言谢绝：“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977年7月，这位被毛泽东称为“钢铁公司”的领导人第三次复出，很快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设计和主持一份公正的决议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