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内乱，不是革命

　　决议对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错误进行了否定评价。分量最重的论断之一，就是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从“革命”变成“内乱”。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曾经在龚育之生前采访过他。当时龚育之说：“它叫‘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说是政治大革命，可是，它不但在文化上、在政治上不是什么‘革命’，在任何意义上也不能叫‘革命’。那么，能不能说是反革命？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但整个文化大革命不好说是反革命，也不能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斗呢？只好叫内乱。”

　　在最终的决议文本中，这段历史被详细解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党中央的文件中，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这是他和胡乔木“尖锐争论”后的结果，但他仍不满意：“把1956年到1978年间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人民穷困的中国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对我来说是很勉强的。”

　　另一争论是如何评价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少学者认为，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肯定性评价存在失误。“如果说，社会主义改造是消灭私有经济的过程，那么改革开放就是它的逆过程。”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说。

　　但曾参与决议起草的石仲泉认为，“如果否定了三大改造将是什么后果呢？那就意味着还要搞阶级斗争，而且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文革’搞阶级斗争就有理论根据。我们否定‘文革’，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能再搞阶级斗争，更不必说那种大规模斗争了。所以，既要否定‘文革’，又要否定三大改造，这是一个逻辑悖论，不能自圆其说。”

　　“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决议在20个月的制订过程中，也闪耀着党内民主的亮色。

　　起草初期，党内对如何评价毛泽东等关键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1980年10月，中央办公厅组织了对决议草稿的大讨论，预定参加讨论的是4000名党内高级干部，所以称作“四千人大讨论”。不过据学者黄黎考证，实际参加的大约有5600多人。

　　“四千人讨论不是集中在北京，而是由中央把讨论稿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分头讨论，出了大批简报。起草小组同志还到各地方去听修改意见，我去了云南。”龚育之说。

　　另一名起草小组成员邵华泽也去了云南，参加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讨论。“会上，大家有许多不同意见，有时还展开争论，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高级干部本身就不统一。讨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学习的过程、思想统一的过程，有些人开始思想很偏激，经过讨论，冷静下来，渐渐地改变了原来看法。”邵华泽说。

　　法学家郭道晖当时以秘书身份记录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高级干部）的发言。他认为：“这是党内前所未有的一次思想解放。”

　　他引用中直机关七十多岁的老同志陶白的话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认为，尽管今天看来决议仍有许多局限和不足，但发动几千人认认真真讨论问题的方式值得肯定和镜鉴。

　　在四千人大讨论后，不断修改的决议草稿又多次在不同范围征求意见。就在决议通过的前一天，中央还邀请在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共130多人讨论，并吸取了他们提出的部分意见。

　　警惕和防止倒退

　　在决议通过20周年时，龚育之曾提出：“要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得到的成果后退。”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无视新中国的成就，二是淡化、回避“文革”错误。

　　“10年后的今天，这两种情况仍然存在。”石仲泉说，“有人讲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只讲错误一方面，还有人不是鼓吹为‘文化大革命’翻案和为‘四人帮’平反吗？这是从决议的结论倒退。”

　　强调今天守住决议的底线，成为诸多学者的共同观点。也有人提出，是否要重新做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认为：“这话当然有充分的道理，但对一个执政党来说，这难道是最好的方法吗？我认为这种检验应是经常性的，应是有制度保证的，首先就要解决党内民主问题。”

　　实际上，“制度保证”也是邓小平曾经强调的内容。在决议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字句：要“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

　　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邓小平也屡屡谈及制度问题——

　　“他（毛泽东）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

　　“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郭道晖认为，重写决议的基础在于各方取得共识，应该开展思想解放的民间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