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66年12月的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就来个大哭大闹，先发制人。她一进门就把皮包往陶铸面前一摔，狂喊大叫：“我销毁了什么材料，你怎么知道的，你想干什么？”对江青的丑态陶铸十分蔑视，当场驳斥她说：“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

　　1966年11月份，毛泽东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组织口，又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日常事务，一摊子工作那样多，那样忙，怎么下去？在北京养病的曾志预感到：这是一种不祥的迹象。

　　11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召开文艺界大会，江青趾高气扬地发表讲话，按照惯例，每次讲话都要先念一串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名字。这次她拔高嗓门念道：“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唯独不提党和国家的四把手陶铸。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让“左”得发疯的造反派去“心领神会”。

　　陶铸把这一切迹象、信号都置之度外，每天从早到晚，处理来自全国的紧急事务。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熟悉，都绕过中央文革，纷纷来电话直接找他反映情况。每隔几天，他都要和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

　　在大动乱中，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的党政负责同志都受到批斗、游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和凌辱。对这些被揪来北京的地方负责同志，陶铸能做到的第一步，就是向造反派交涉，设法安排到招待所去“保”起来。周扬患癌症，在天津住院开刀，病未好，就勒令他回北京接受“批判”。陶铸闻讯后，就亲自打电话给有关负责人，说周扬回中宣部不安全，希望中央办公厅能找个地方给周扬住。那人在电话中用质问的口气说：“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陶铸解释说：“周扬患癌症开刀不久，回来接受群众批判，身体还是应该照顾的嘛！”有一天，陶铸晚上回来，阴郁地对曾志说：“我刚坐车回家，看到造反派抓了十几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就蹲在中南海墙根下，这么晚了，又这么冷。”说到这里，陶铸的眼圈红了。

　　陶铸同江青一伙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几乎在每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都发生直接冲突。陶铸每次接到中央文革开会通知都十分勉强，不愿意去。每次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总是浓眉紧锁，心事重重，陶铸和江青一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的一次联席会上，冲突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