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重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有能力，有才华，很得毛泽东赏识，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就被调来担任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因为当时形势急剧恶性发展，他自感很难再在中央文革工作下去了。王任重原本患有肝炎、肝硬化，来京后，工作劳累，心情不舒畅，天天发低烧，到了10月间，就不得不去广州养病了。正在这个时候，武汉的造反派发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诗中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这一来惹下滔天大祸，造反派指责他胆大包天，在武汉竟因此而闹得乌烟瘴气。中央文革一伙人借机煽动，围攻王任重，为了给王任重解脱困境，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到中南局去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政治局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将全部人马都拉来了，有如箭在弦上，气氛紧张。会议开始，文革小组只向王任重提了一会儿意见，突然矛头一转，就对准陶铸猛烈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一看，都明白是事前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预谋。中央文革的这伙人，个个都板起面孔，发言充满杀气，批判陶铸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就在这个会上，他们第一次给陶铸扣上两顶大帽子：“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政治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是听着，没有什么人发言。等中央文革这伙人对陶铸炮轰完了，李先念讲了两句：“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接着，李富春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李富春还意味深长地批评陶铸说：“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再也压不住心头之火，他借着李富春的这句话，就借题发挥出胸中积压多时的闷气！“这个样子，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这就是陶铸的本色。

　　回到家里，曾志望着陶铸怒气未消的脸色，很平静地诚恳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争论不休，不时甚至吵得很凶。但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然后，曾志就独自去到蔡畅大姐那院，把事情简单讲了一下，回到家后，就“闭门谢客”，等候处置。

　　只隔一天，陶铸回家一进门就高兴地大声嚷着：“曾志，我的问题没那么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告诉曾志，这天上午，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一进会议室，主席就冲着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陶铸对曾志说：“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会后，毛泽东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态度十分亲切。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你这个人呵！”毛泽东微笑着诙谐地批评陶铸说：“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接着，毛泽东问他：“我要你和谭震林到中南、华北去了解情况，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

　　陶铸答道：“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

　　毛泽东说：“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毛泽东顺手在桌上拿出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个人，交给了陶铸，叮嘱他说：“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毛泽东嘱咐完了，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的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毛泽东话题一转：“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

　　陶铸以为毛泽东已经亲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们也就奈何不得了。对于陶铸的政治生命来说，这一天不过是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