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刚到北京，王洪文觉得很不习惯：一是要他看书，看一大堆马、列和毛泽东的书，他看不进去，坐不住。廖祖康又补充说道：“外界关于王洪文的有些传闻不确切。比如说他跟某个女演员如何如何。在北京，我跟王洪文一直生活在一起。纯属捕风捉影。”

　　因“偷渡”成了王洪文的秘书

　　当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王洪文时，我注意到证人证言中不时提及廖祖康的名字。

　　廖祖康是王洪文的贴身秘书。“文化大革命”十年，廖祖康一直在王洪文身边工作。斯文、秀气，一副金丝边眼镜，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廖祖康一派“上海型”知识分子模样。深灰色的中山装领扣扣得整整齐齐，外边套着一件蓝大褂工作服。谈话时，他的习惯动作是把蓝大褂的下摆拉平拉直，大抵几分钟便要拉一次。看得出，他爱整洁干净。

　　在一个很难寻找的单位里，我找到了他。他希望今生今世能过平静的生活，所以他谢绝采访，不愿重提往事。与关锋一样，他对我算是破例，第一次与外人谈“文化大革命”。他希望只此一次，所以叮嘱我不要透露他在什么城市工作。至于他所在的单位，不费一番周折，也是难以跨进大门的。

　　他的企望平静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1976年10月6日，那四颗灾星被一举扫落，而他却是10月5日在上海举行婚礼！新婚才九天，他奉命于10月14日飞往北京。一到那里便被送入北京卫戍区隔离审查。从此，与新婚之妻天各一方。然而，她一直等着他。等了那么些年，终于等到他恢复人身自由。他们这才有了一个小女儿。

　　不过，那十年的经历，毕竟是他并不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不可磨灭的一段。他平素很关心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见到了就要买。当然，对于那些胡编乱写的文章，他也颇为反感。据云，当时尚在服刑之中的徐景贤等也非常仔细阅读报刊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纪实文学，有时还一起进行讨论，指出不少谬误之处。

　　廖祖康的记忆力很好，表达也很清楚，但似乎还有点拘谨，有些顾虑，有的事大抵还不到可以彻底“透明”的时候。

　　廖祖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不过十八岁。他的经历很简单：从小学到中学，因养父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当工人(他的养父即他的伯父，无子女，廖祖康过继给他)，便入该厂技校念书。当时，王洪文为上海国棉十七厂基干民兵连长，廖祖康成了民兵班长，算是有点工作关系，但很一般。

　　我问廖祖康怎么会成为王洪文的贴身秘书，他很爽快地说出了其中的缘由——

　　1966年夏天，他和技校里的几个同学在黄浦江游泳，看到一艘轮船停在江中，他爬了上去，想歇个脚。不料，那是一艘外轮，穿着一条游泳裤衩的他被边防人员扣住。当时，王洪文是厂保卫科干事，前来处理，并未说他“偷渡国境”之类，保了他。从此，他打心底里感激王洪文。因为那件事一旦上了大字报，他就怎么也洗刷不清。

　　后来，王洪文从北京串联回来，在厂门口受到围攻。廖祖康带着一批技校红卫兵把他救出重围。这样，王洪文看中了他。

　　王洪文在安亭闹事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有了张春桥的撑腰，安亭事件后，“王司令”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首领，成天在司令部工作，很少回厂，也很少回到就在厂附近的定海路家中。王洪文需要一个人跑跑腿，送送厂里的材料，送送家里的衣服，他选中了头脑灵活的廖祖康。

　　“胜者为王”。王洪文击败了耿金章，成了上海滩的“王”。他需要秘书，廖祖康从跑跑腿正式成为他的秘书。王洪文不断升迁，从“工总司”的“司令”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一直跟随左右，做他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