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原因，与当时的《井冈山土地法》有一些关系。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回顾自己探索和学习战争的过程，就提到这个问题：“我在井冈山搞地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的土地路线在不断地进行完善。根据湘赣边界从1927年冬至1928年冬一年来土地斗争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共中央第37号通告《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以及中央六月来信中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精神，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讨论和修改，毛泽东于1928年12月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该法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土地法。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一书正式刊印该法，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该法全文共9条，共约1500字。包括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如何分配及分配数量、征收土地税、红军人员土地的耕种办法等内容。由于此前几乎无经验可鉴，后来毛泽东在重新发表本法时，加按语作了说明：该土地法有几个错误：（1）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2）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3）禁止土地买卖。

　　严格地讲，《井冈山土地法》受到了苏俄革命时实行“土地国有”制的影响，没收地主的田地后归公，属于苏维埃政府所有，只交给农民耕种，不是分给他们当成私有财产，也不许买卖。因此，井冈山当地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并不太高。红四军中出身井冈山籍的人不多，部分原因正在于此。

　　朱毛红军主力下山后，到了江西省兴国县，在这里重新制定了一部土地法，从而解决了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扩大红军的根本问题。《兴国土地法》与《井冈山土地法》相比，有严格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不在没收一切土地，只没收地主的田地，而且分给农民。这等于是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这才算真正意义的“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得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属于公家的土地，参军、参战、保家保田的积极性就马上就调动起来了。如毛泽东搞过的长冈乡，青壮年男性80%都参了军，兴国县也因此被毛泽东表扬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县。在毛泽东、朱德创建的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8万红军中有2.7万是兴国县人，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只有2000人，等于长征每走一里路就倒下一名兴国籍战士。兴国也因此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将军县之一。

　　最后一个原因，笔者认为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后果。1930年2月23日，袁王二人在江西省永新县城北诬陷杀害。袁文才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32团团长，还被先后选为湘赣边界工农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四军军委委员、红四军参谋长、中共宁冈县委常务委员等职。王佐曾任红四军32团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红四军军委委员，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1团团长、红五军第5纵队司令等职。这两位英雄都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在当年的朱毛红军和湘赣边界地方政府中都担任过非常重要的职务。

　　湘赣边界特委这次精心设计的“军事阴谋”，成功地杀害了“袁文才、王佐及其排长以上干部40余人，至于部下有1/3的人编入了红五军，其余的人则遣送回家”。特别指出的是，当晚在永新城遇害的有1927年9月作为袁文才的代表到三湾的陈幕平和王佐的结拜兄弟刁辉林，1927年6月进攻永新城的敢死队队长、后任32团特务连连长周桂春，以及32团军需处长、智囊李筱甫等骨干分子20多人，死者中不少人都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过突出贡献之人。

　　此处，可见袁王部下的命运主要有三种：一是对当时的重要骨干和亲信，当即进行了剿杀；二是将部分普通战士编入了红五军；三是不愿受编的战士，被遣送回乡，著名的张国华中将，于1929年3月参加红军，当时就在王佐领导的红四军32团4连当战士、司号员，时年13岁。当晚他也在永新，之后被编入了红五军，不过，张国华是江西永新县人，这又与井冈山籍插肩而过。上文提到的赖春凤，当时年仅17岁，也被编入红五军，幸运地成为袁王部队仅存的一位井冈山籍的将军。

　　其实，袁王部下的命运还有第四种。袁文才、王佐等人被错杀，整个32团被解体，在各个方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反映最为强烈、情绪最为愤慨的当属袁王旧部和客籍民众。他们想不通：边界特委为何要把袁文才和王佐当作反革命杀掉？忠于革命的袁王为何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一种好心不得好报、跟着共产党走没有好结果、共产党过河拆桥的悲哀抵触情绪，在部分人心里滋长，那种过去曾经平息下去的仇视心理又瞬间迸发出来。

　　井冈山人民一段时间都被蒙蔽了，不再相信红军了，此后也没有什么人参加过共产党的队伍。袁文才的部属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他们因故留下来没有去永新，而成侥幸不死的袁王旧部最高首领。他们一度进退两难，因为当地党组织要没收王佐财产和追杀这些幸存的亲信。袁王旧部曾写信向彭德怀和中共赣西南特委申冤，不过石沉大海，没有产生任何作用，这才导致了后来的逆变，从正面走向了反面，本来还很革命的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部反水。可见，错杀袁、王侯，共产党在井冈山失去了群众基础，失去了兵民胜利之源。

　　曾担任过当年继续“搜索”袁王旧部行踪的红五军第3纵队第4大队大队长的李聚奎上将回忆到，不仅几天的侦查结果一无所获，而且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这个行动很反感，而对袁王的部队倍加爱护。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也指出，萧克那么会打仗的人，1932年带兵来井冈山都没有打下来。说明什么问题？袁王被错杀，帮助了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做不到的事情，特委帮他们做了。

　　作为这个革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沦入敌首达19年之久，直到1949年9月才由前身为朱毛红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18军的部队收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