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贩和流民

　　由于和外国商人的密切关系，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自始至终都有着“汉奸[HanJian]”的嫌疑，林则徐一到广州就称：“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HanJian]，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听到这样的话后，大行商伍崇曜忐忑不安地去向钦差大人示好，说他可以把全部家产拿出来为一触即发的战事服务。对此，林则徐只是轻蔑地回答，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想要你的项上人头。伍崇曜随后被林则徐下令监禁，他在绝望中向北京输送了大笔钱财，方得以获释。

　　随着战事的进行，众多的小商贩和无业游民进入到“汉奸[HanJian]”行列中来。小商贩只图赚钱糊口，而不会理会他们[TaMen]做生意的对象是谁。在厦门，英军[YingJun]“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道光[DaoGuang]朝筹办夷务始末》）

　　还有一些亡命之徒成为了“汉奸[HanJian]”，如清廷官员在审讯从台湾抓获的几名“汉奸[HanJian]”后发现：“赖妈来系嘉义县人，（道光[DaoGuang]）十二年张丙逆案内，发配贵州黔西州。陈恶系风山县人，道光[DaoGuang]七年听从王蓝伙劫事主吴邦英案内，十五年获案，拟遣发配新疆。”（《道光[DaoGuang]朝筹办夷务始末》）

　　香港被英军[YingJun]占领后，被指称为“汉奸[HanJian]”的渊薮。香港的“汉奸[HanJian]”们也把“组织机构”弄得像模像样，组织了种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有联义堂、忠心堂等“约计十余处。”（《道光[DaoGuang]朝筹办夷务始末》）

　　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向来受人歧视的平民，这时也纷纷把蔬菜衣食卖给英军[YingJun]。

　　从事“汉奸[HanJian]”行为让这些人得到了大大高于往日的银钱收获。林则徐禁止与英商贸易后，“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贩卖鸦片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梁廷楠《夷氛闻记》）；若为英军[YingJun]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汉奸[HanJian]”每日向英军[YingJun]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被用。”（《道光[DaoGuang]朝筹办夷务始末》）在原本少汉奸[HanJian]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HanJian]）”。（《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

　　甚至还有不少“汉奸[HanJian]”被官兵制造出来。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HanJian]，掠夺财物。”（《道光[DaoGuang]朝筹办夷务始末》）镇江守将海龄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HanJian]，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梁廷楠《夷氛闻记》）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HanJian]。”以领奖赏。（《道光[DaoGuang]朝筹办夷务始末》）结果英军[YingJun]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YingJun]顺利拿下了镇江。然而，就是这个海龄，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一起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英军[YingJun]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TaMen]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基于这一思想，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YingJun]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TaMen]中间的外省中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复仇神号在中国》）

　　对此，试图消除“汉奸[HanJian]”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