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奸[HanJian]”再现

　　林则徐觉得“汉奸[HanJian]”“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HanJian]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DaoGuang]皇帝认定“汉奸[HanJian]”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HanJian]”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HanJian]”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这场查拿“汉奸[HanJian]”的行动最终还是不了了之。1841年5月2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YingJun]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HanJian]。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朝承认战败。于是，如何处理“汉奸[HanJian]”就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南京条约》便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汉奸[HanJian]”的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者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勉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但是道光[DaoGuang]皇帝仍然恨意难平，下诏要求清算汉奸[HanJian]：“此等莠民，若不详查情节，滥行保释，又未免失之过纵。著刘韵珂等细加查核，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为向导内应者，即与叛逆无异，天理难容，必应按律惩办；其中情罪较轻者，即不加诛戮，亦应牢固监禁，以杜后患；如查明实系胁从，并无逆迹，平日亦无为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释。分别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取具邻保人等甘结，造册查核。并照军流徒犯在配章程，按期查点，毋任脱逃，不得日久生懈，视为具文。”

　　对此，英使马礼逊立即照会清廷，要求执行《南京条约》。经此一战，道光[DaoGuang]皇帝生怕战端再起，只好答应放过“汉奸[HanJian]”。

　　14年后，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所到之处，行商、小商贩、平民、匪徒、会党等各色人物又一次成为“汉奸[HanJian]”。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成立由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傀儡政权，还造就了一大批“汉奸[HanJian]”官员。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汉奸[HanJian]”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广东劳工，他们[TaMen]是英军[YingJun]从香港征召来的随军苦力队伍。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贫民，只因为英军[YingJun]给了不错的报酬和衣食待遇，就毫不犹豫地为英军[YingJun]服务。在征战前，他们[TaMen]接受了英军[YingJun]腾普尔上尉的训练。《伦敦画报》刊登了这些苦力的素描群像（黄时鉴编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一书收录了这幅图片）。在图片上，他们[TaMen]站在一个牌坊前面，身穿中国深色棉布衣服，配白色挎肩斜带，上面用中英两文书写编号；头戴小斗笠，斗笠外沿围以白色带子，上书英文“MILITARY TRAIN”(军训)”，每人手持一根长竹杠，以用于担运物件。

　　这群广东劳工很快以他们[TaMen]的勤劳勇敢赢得了英军[YingJun]的喜欢，并得名为“苦力之王”——英国人在非洲、印度等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没见过这么能干的苦力，他们[TaMen]简直为这些苦力的表现惊呆了——文洛夫·柯克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特别写到了这群苦力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啊，那些强壮耐苦的苦力们！在攻击的那一天，他们[TaMen]背着军火，紧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当一颗炮弹把他们[TaMen]当中一个人的头打掉的时候，别的人只是喊一声‘哎哟’，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去了。他们[TaMen]的行为始终是令人钦佩的！”在官方报告中，英军[YingJun]对这群苦力的表现也是赞不绝口，在一封写给额尔金的信中，写信者提到这些苦力“是如何在愉快心情的气氛中工作，他们[TaMen]对于命令是如何服从，对于所受的照顾和恩惠是如何表示感激。这种善良的品行一直地表现在整个的战役中”。

　　在叶名琛后继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在奏折中提到广州英法联军中有一批“从逆进城之唐人奸匪”，说的就是这个苦力队，并说他们[TaMen]的人数在二三千。

　　当英军[YingJun]联军北犯京津后，这支苦力队也随军北上，并参与了洗劫圆明园。在那个时候，他们[TaMen]并不会想到，他们[TaMen]所经历的事件，将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何书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