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马绍武之死，徐恩曾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我派在上海[ShangHai]工作的负责人史济美，是我一个得力的干部，于同年六月回京述职，我因上海[ShangHai]连续出事，想到他过去的服务成绩优异，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职工会驻华代表牛兰夫妇，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经他设计破获的，断定共产党对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调他离开上海[ShangHai]，以避风头，但他不同意这样措置，坚持仍回到原来的岗位，我只好叮嘱他注意安全，让他回去。不料回沪当天下午，他因欲赶赴一个自己作主人的约会，回到上海[ShangHai]一下火车，即迳趋约会地点，就在他下汽车走上台阶的时候，被邝惠安率领六个埋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

　　但是白色恐怖没有停止，变得更加疯狂。马绍武被杀4天后，1933年6月18日，戴笠手下的特务[TeWu]将知名进步人士杨杏佛暗杀于离宋庆龄寓所不远的中央[ZhongYang]研究院门口。

　　作为革命的反击，1933年8月25日夜11点，在中央[ZhongYang]特科情报部门的准确情报下，接受绝密令的“打狗队”欧志光、袁友芳、张玉山、董纪全、张德新等人事先潜入南京路上的新新旅舍内，毅然将来此处的上海[ShangHai]公安局督察马绍武的下一任王永华及保镖秦荣勤当场击毙。王永华也是位残忍迫害革命志士的反动分子，他除接替了死去马绍武的公安局职务外，还担任海员特别党部要职，把持海员工会。他和马绍武一样,心狠手辣，一贯反共且十分凶残，大肆抓捕革命人士，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是镇压革命的老手。他曾参与逮捕[DaiBu]陈独秀、彭述之及谢少珊等事件，他指挥了逮捕[DaiBu]和审讯共产党人刘仲武及蔡维坤的行动[XingDong]。马绍武被杀,使王永华变得更加谨慎，行动[XingDong]十分诡秘。但是他还是没有逃脱被击毙的下场。

　　“打狗队”的这一系列“打狗”行动[XingDong]使上海[ShangHai]的特务[TeWu]叛徒们闻风丧胆，胆战心寒。它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对敌人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徐恩曾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一连串的伤亡，尤其是最后两案，直接伤害我们派去的总负责人，且其选择的地点和时间，都是经过周密的计算和布置，使人难于提防。这种情况引起其余的工作人员的不安，每个人的神经非常紧张，那些曾从共产党中转变过来，或是曾经参加过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行动[XingDong]的人，更是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门。因为谁也料不到，何时会成了红队的下一目标，大家在紧张恐怖中过生活，自顾尚不暇，当然完全丧失了向敌人还击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上海[ShangHai]公安局密探雷大甫，与马绍武、王永华同样并列“反共高手”。他以前是中共党员，被捕后变节充当国民党[GuoMinDang]反动派密探打手，秘密调查共产党人，积极参与谋害中国共产党人的各种破坏活动。他给地下党组织带来极大危害。但是在他的身上有一句话得到体现，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

　　1933年9月11日上午9时许，在南市小西门中华路路角，雷大甫在发现后面有人跟踪后，急忙拔腿飞奔向北方向逃去，并掏出警笛放在口中，说时迟那时快，枪响之处，他头部和胸部已各中一枪，当场绝命。原来，“打狗队”又乘胜追击，在各方紧密协作下，身手不凡的张玉山、袁友芳、董纪全、张德新等人顺利刺杀了密探雷大甫，又一次成功利索地完成打狗锄奸任务。

　　这五位“打狗队”的英雄[YingXiong]们赤胆忠心，凭借精湛熟练的枪法，并以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和革命气概，无往不利，有力地打击了叛徒和国民党[GuoMinDang]特务[TeWu]的嚣张气焰，对革命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打狗队”内部成员陈香萍的叛变，英雄[YingXiong]们惨落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