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涯中，慈禧的演技着实了得。卡尔女士后来回忆说，太后是“一个非常漂亮和善的妇女”，而且是一个“清代的大人物，也是奇女子。禀性慈善，爱国爱民，对国事极为热心，关心民生和国势强弱”。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位外国人眼中如此“优秀”、如此“善良”的女政治家，实际上却是一条寄生在腐朽国家机器上的蛀虫呢？

很多人都知道，慈禧太后虽然是清末近五十年里中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头上顶着国母老佛爷的神圣光环，骨子里其实也无非是一个普通人，有着和她的绝大多数臣民相同的娱乐爱好——看戏。

说句实话，慈禧生活的那个年代其实寡淡得很，没有电影院，没有电视机，没有因特网，没有什么明星可以追捧，没有多少绯闻可以扯淡，更别提如今风行的网络游戏了。所以，“治国之余”看看戏、听听曲，实在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太后唯一的选择。不过，慈禧毕竟贵为太后，她的戏瘾也有着浓烈的皇家气派，不必说颐和园中那翘角重檐、朱栏绿柱的德和园大戏楼，也不必说按惯例每个月起码演两次的应节大戏，光说说她老人家看戏的古怪习惯就够了。 慈禧看戏的第一怪癖是“避讳”。 其实，“避讳”是咱们的“国粹”，算不得老太后的个人“特色”，只不过，慈禧的“避讳”更“精致”、更“臻于化境”罢了。 满人未汉化之前，并不注重什么礼仪尊卑，更没有“避讳”一说，用汉人妄自尊大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未曾开化的蛮夷之族”。但是，打从入关起，满人在文化习俗上几乎“全盘汉化”：汉人提倡三纲五常，他们也提倡三纲五常；汉人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他们也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汉人讲究“避讳”，他们也讲究“避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史上的文字狱以有清一代最为惨烈，便为明证。弄到后来，下级官员面见上司前，必修的第一门功课就是把上司的祖宗十八代牢记在心，免得一不小心提到了他们的名字，得罪上头，坏了自己的前途。 慈禧是太后，要显示太后的威仪，规矩自然比一般人更加苛刻——她不但不许别人提到自己的名字，甚至连自己的属相也不能提及。这，自然苦煞了替她唱戏的那班伶人。 因为慈禧是属羊的，所以《变羊记》、《苏武牧羊》、《龙女牧羊》等剧目名称里带“羊”字的戏一律不能唱，每一句唱词中也不准出现“羊”字。当时惯演的剧目《玉堂春》里有一句：“苏三此去好有一比，好比那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为了避开“羊”字，伶人陈德霖在供奉内廷的时候只得改唱：“好比那鱼儿落网有去无还。”著名武老生王福寿在宫外跟人合伙开了间羊肉铺，这和唱戏毫无瓜葛，可也照样犯了忌讳，慈禧从此再不打赏于他，还吩咐下边：“不许给王四(王福寿)赏钱，他天天剐我，我还赏他？！” 诸位看官，您说这位王老板冤不冤？早知如此，当时倒不如开间牛肉铺罢了——不过，只怕慈禧还会说“牛羊一家亲”，仍然要找他的茬。 慈禧不光避讳属相，还避讳性别，譬如说，她决不允许唱词中出现辱骂女人的话——列位看官，或许，这还算得上咱们中国女权运动的先声呢！ 有一次，宫里演《翠屏山》，演员在台上正唱着呢，慈禧突然下令停止，让人把戏提调传来责问道：“今儿这戏是怎么唱的？还想不想当差了？”戏提调挨了训斥却还莫名其妙，不知什么地方冒犯了至高无上的太后老佛爷。后来向内侍请教，才知道是唱词中有一句“最狠不过妇人心”犯了大忌讳——当着太后的面唱这一句，只挨了一顿骂没挨板子、没掉脑袋还算是走运的呢。相比之下，净角麻穆子就倒霉多了，有一次唱《双钉记》，他老老实实按祖宗传下的本子唱了句“最毒莫过妇人心”，惹得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旨将他重打了八十大板。 此外，在太后面前唱戏，尤其是在太后生日前后连演九天大戏的节骨眼儿上，唱词中“杀”、“死”、“亡”一类不吉利的字眼更是大大地犯忌讳。怎么办呢？只有靠伶人们的时刻警觉了。一旦祸从口出，只怕身家性命立即不保。有一次，正逢慈禧大寿，宫中上演大戏，老太后点了一出《战太平》。主角谭鑫培在即将唱到“大将难免阵头亡”那一句的时候，灵机一动，改成了“大将临阵也风光”，慈禧太后听了很是高兴，当场打赏——至于谭鑫培临时改的唱词是否符合剧情，她老人家是压根不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