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工作遇到的几件事

　　1966年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HongWeiBing]，是周总理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的。当时成立了指挥部，具体工作由北京市委负责。我是群众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接见的具体组织工作，经常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工作。在汇报工作时，周总理问得非常具体仔细：如问组织接见红卫兵[HongWeiBing]队伍密度，每一平米站几个人，前后厚度有几排；接见沿线设置多少个供红卫兵[HongWeiBing]队伍使用的厕所，通向厕所的通道有多宽，够不够用；沿途安置了多少个自来水笼头，红卫兵[HongWeiBing]饮水够不够用；接见当天红卫兵[HongWeiBing]队伍什么时间出发，什么时间到达集合地点，交通工具怎么安排，等等。

　　周总理对红卫兵[HongWeiBing]非常关心，指示一定要减少红卫兵[HongWeiBing]的疲劳，把组织工作做好。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HongWeiBing]，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红卫兵[HongWeiBing]队伍经过天安门时都想多看看毛主席，行进速度往往很慢，接见的时间不得不延长。为此，周总理提出，要减少毛主席和红卫兵[HongWeiBing]的疲劳，行进速度要快一些，接见的时间要短一些。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采取了用卡车载人的办法，让红卫兵[HongWeiBing]坐在大卡车上经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接见。这样做，速度是快了，但车辆载人有限，接见一次总人数不多。后来又采取夹道的形式，毛主席等乘坐敞篷车，从夹道中间通过，这样速度就快了。如最后一次接见，共组织了260万名红卫兵[HongWeiBing]，不到两小时接见就结束了。

　　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HongWeiBing]时，采用了红卫兵[HongWeiBing]游行通过天安门的方式，从上午10时开始接见，到下午2时红卫兵[HongWeiBing]队伍尚未完全通过天安门广场。当时，周总理把我从天安门城楼下的指挥室叫到城楼上，询问还有多少红卫兵[HongWeiBing]未通过天安门，如全部通过还需多少时间。我向周总理汇报：红卫兵[HongWeiBing]队伍已通过三分之二，剩下还有三分之一，按目前行进速度，至少还需要两个半小时。周总理听后说，接见时间太长了，不能再继续进行。指示今天的接见到此结束，剩余的队伍下次再组织。我们就按周总理的指示，做了结束安排，未通过的红卫兵[HongWeiBing]队伍按原路返回各自住地。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HongWeiBing]，组织工作难度很大，每次接见都要调遣队伍，牵涉到北京各区县上千个单位、上百万人的行动；而且变化多，接见时间涉及到安全、天气和领导人的时间安排及健康等不确定因素，有时一个方案变动多次才能实施；并且任务重，组织一次接见，要准备、忙碌好多天，开夜车是家常便饭。记得有一次，我五天五夜没有怎么睡觉，幸亏那时年轻顶得住。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HongWeiBing]的组织工作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但在整个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插曲”。毛泽东接见红卫兵[HongWeiBing]之初，为做好组织工作，我们起草了一些口号，报送中宣部审阅后，由北京市委印发。由于这些口号较长，为便于红卫兵[HongWeiBing]呼喊，中宣部领导审阅时便把口号修改得比较简短，去掉了一些形容词。如有一条原来写的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中宣部修改为毛主席万岁。当口号发给红卫兵[HongWeiBing]时，有红卫兵[HongWeiBing]认为口号有问题，于是在接见时，有3000多名红卫兵[HongWeiBing]到天安门广场“造反”，次日又有200多名红卫兵[HongWeiBing]到北京市委“造反”，要市委交代口号的问题，批斗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力（当时是组织接见红卫兵[HongWeiBing]指挥部的领导），我也被陪斗。我们把红卫兵[HongWeiBing]请到市委会议室，反复做他们的工作，详细讲明口号起草的过程以及中宣部修改口号的经过，之后他们才离开市委大楼。这些红卫兵[HongWeiBing]又认为是中宣部的问题，当天晚上又到中宣部“造反”，批斗中宣部领导，并让马力陪斗。红卫兵[HongWeiBing]闹了一个晚上，才离开中宣部。此后，我们吸取教训，修改了口号并报请周总理审定。以后几次接见红卫兵[HongWeiBing]，都用的是周总理审定的口号，印发下去，没有再发生问题。

　　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HongWeiBing]时，也出了一些问题。那次因外地在京红卫兵[HongWeiBing]有190万人，城区没有大场地，周总理决定分两处接见，一处是城区从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马路上，经西长安街、复兴门大街，到钓鱼台东门马路上，接见80万红卫兵[HongWeiBing]，由北京市委负责组织；另一处在西郊机场，接见110万红卫兵[HongWeiBing]，由北京军区负责组织。那次接见采用群众夹道的形式。接见那天下午3点钟，毛主席等乘坐的车队通过城区夹道队伍后，直接到了西郊机场。当时城区的接见只用了半小时，接见结束后我们就安排队伍疏散，很快就疏散完毕。因怕出事故，大约在下午4点多钟，我又赶到西郊机场北京军区现场指挥部。当时毛主席已接见完毕。北京军区指挥部的同志认为毛主席乘坐的车队离开只有半个多小时，如疏散了队伍，怕堵住毛主席乘坐的车辆，没有马上疏散。我提出建议：根据以往情况判断，毛主席乘坐的车辆现在已进入中南海，应该马上疏散队伍。这时已是下午近5点钟，再晚些天黑，路况又不好，有的地段马路上没有路灯，加之人多拥挤，很容易出问题。但是，他们坚持己见。我再次说明，他们仍不同意我的建议。我不好勉强，只好尊重他们的意见。随后，我就回天安门指挥部了。但我刚到天安门指挥部，机场指挥部就来电话说：“一辆乘坐红卫兵[HongWeiBing]的车翻在桥下，有人员伤亡。”我立即赶到事故现场，看到那里周围没有路灯，车辆是从没栏杆的一端翻到河里的。那时，受伤的红卫兵[HongWeiBing]已被送往医院。后来，有两名红卫兵[HongWeiBing]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总的来说，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HongWeiBing]的组织工作遇到过很多难题，也有值得总结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按中央的要求完成了任务。这主要归功于周总理的领导和指挥。周总理对接见的组织工作要求很严，标准很高，抓得很细，指导很具体。如每次接见的方案，都是周总理亲自听取汇报，有时一次接见要开多次会议进行准备、研究。这些事虽已过去了40多年，但我仍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