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信由沈诚携至台北面交蒋经国。蒋经国在接密函之时满脸笑容地握住沈诚的手说：“则明弟，你辛苦了。”4月4日，蒋经国约见沈诚说：“我对于他们[TaMen]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TaMen]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TaMen]好像操之过急。”

　　中国共[GuoGong]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持下，一系列开明的对台政策相继出台。台湾[TaiWan]当局也感受到巨大冲击。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在生命历程的最后10年里一直关注两岸统一[TongYi]大业，使两岸关系有了重大突破。

　　沈诚作为“密使”往返两岸

　　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国共[GuoGong]产党决定在1981年10月9日召开规模宏大的纪念大会。会议召开之前，时任中共[ZhongGong]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以及其他台湾[TaiWan]各界人士参加纪念大会，请他们[TaMen]回大陆和家乡看一看，并明确表示：蒋经国等先生来大陆和故乡游览时，“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欢迎”。

　　在应邀与会的人士中，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新闻界人士沈诚最为显眼。沈诚是蒋经国的同乡，曾在蒋经国于抗战时期苦心建立起来的青年军中任师长，少将军衔，到台湾[TaiWan]曾担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与小蒋渊源很深。退职后到香港办了一家《新香港时报》，此次亦在应邀参加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大会的嘉宾之列。

　　但沈诚顾虑自己的特殊背景，对是否去大陆一度犹豫，后专程去台湾[TaiWan]向蒋经国当面请示机宜。蒋经国对沈诚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实际是同意沈诚去北京，并嘱托沈诚一定要代他到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现场照片”。

　　沈诚到北京受到了热情接待，并被安排到溪口一游，拍摄了蒋介石故居和祖宗坟墓保护完好的大量照片。他在北京逗留期间，还受到叶剑英委员长的接见。叶剑英同他探讨了国共[GuoGong]和谈的可能性，并要他向蒋经国转达中共[ZhongGong]的和谈诚意。随后，邓颖超也接见了沈诚，探讨国共[GuoGong]和谈问题。沈诚熟知蒋经国的态度，在回话中“暗示今天台北的气候，还不是谈判[TanPan]时机”。

　　此后，在中共[ZhongGong]的诚意面前，蒋经国默许沈诚成为其大陆政策的“密使”。蒋经国的这位原机要秘书就这样走到台前，在80年代前期往返于大陆、香港、台湾[TaiWan]三地，成为国共[GuoGong]两党进行联系和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

　　但是，此时蒋经国还没有与中共[ZhongGong]和谈的意图。为呼吁国共[GuoGong]两党进行和平谈判[TanPan]，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信蒋经国、蒋方良、蒋纬国等，呼吁台湾[TaiWan]当局依时顺势，毅然和谈，达成国家[GuoJia]的统一[TongYi]。廖承志的信虽为私人通信，但言真意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达了祖国大陆10亿人民盼望和平统一[TongYi]的愿望。

　　从1986年开始，台湾[TaiWan]岛内与国际上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冲击着国民党“永不与中共[ZhongGong]谈判[TanPan]”的政策，蒋经国不得不改变政策，开始考虑与中共[ZhongGong]接触，沈诚也因此受蒋经国之命先拟出一个方案。沈根据多次与中共[ZhongGong]方面接触及中共[ZhongGong]方面的建议，于1986年夏在台北拟定“国是建言”呈交蒋经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是建议备忘录”，于当年8月交给中共[ZhongGong]方面。

　　蒋经国默许的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1)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2)双方对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和互相执著；(3)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4)如何在“国家[GuoJia]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GuoJia]统一[TongYi]而努力奋斗；(5)国家[GuoJia]一定统一[TongYi]，手段必须和平；(6)实行国共[GuoGong]两党第三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