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局长戴笠是蒋介石[JiangJieShi]最宠信的大红人之一。蒋的许多见不得人的私事也是交戴笠承办的。但就是这个戴笠，对侍从[ShiCong]室里的职位也是垂涎三尺，削尖脑袋想往侍从[ShiCong]室里钻，力图从中捞个组长副组长当当。因为戴笠知道侍从[ShiCong]室对军统局和他本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1939年初，蒋介石[JiangJieShi]决定将侍一处和侍二处中搞情报的业务合并起来，单独成立一个第六组，亦即情报组。戴笠得到这个消息后，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职位拿到手。为此他到处托人情，找关系，还找到蒋的“国舅”宋子文，要宋出马去向蒋说项。但蒋还是没有让戴笠当这个组长，而让另一心腹唐纵担任此职。

　　戴笠没能当上组长，遂千方百计拉拢、讨好唐纵。在一次军统局局务会议上，戴笠强调说：唐纵当了第六组组长后，就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对唐要特别尊重。戴笠还指示管生活的人每月登门看望唐纵一次，主动向其送钱送物。例如1944年中秋节，就送给唐纵2万元，春节时又送唐过年费10万元。而唐纵少将当时的月薪只有480元。由此可见，为了拉拢和贿赂侍从[ShiCong]室的一位组长，目中无人的戴笠也甘愿下这样大的赌注。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唐纵受礼后，当然心中有数，对军统局和戴笠本人也就格外帮忙。有时几个单位同时向蒋介石[JiangJieShi]呈送报告，唐纵就把军统局的报告率先呈送，再将别的单位的报告压个一天半天。这样的“小动作”谁也察觉不出来，当然也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在唐纵来说更不费吹灰之力，但对军统局来说就功德无量了。侍从[ShiCong]室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国民党[GuoMinDang]的特务机构除“军统”外，还有“中统”。中统的全称是“国民党[GuoMinDang]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最初称国民党[GuoMinDang]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改调查处)。众所周知，中统特务组织的最大头目是陈果夫和陈立夫，手下的得力干将和具体负责人是徐恩曾，官阶是中统局中将局长。但是，蒋介石[JiangJieShi]对中统也不大放心，而要由侍从[ShiCong]室去控制和监督它。1942年3月26日，蒋介石[JiangJieShi]对侍六组组长唐纵当面下达指示说：“对两个调查统计局(笔者注：指中统和军统)工作要调整，对两统局工作人员要考核，每日要前往两局视察，协助指导，并接见其工作人员。两局人事必须由侍从[ShiCong]室第六组处理。”

　　1944年1月7日，蒋介石[JiangJieShi]又向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下达了一道手谕，其要点是要侍从[ShiCong]室研究并设计建立一个对党政军各机关进行监督和控制的监察网，以加强对特务、缉私机构和国民党[GuoMinDang]中央、军事委员会、两局(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的监察。

　　国民党[GuoMinDang]一贯标榜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行政五院各司其职。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是做做样子给老百姓看的，骨子里仍然是蒋介石[JiangJieShi]一个人说了算。为此，蒋当然要通过侍从[ShiCong]室来指挥五院。1943年3月8日，蒋介石[JiangJieShi]亲自召集侍从[ShiCong]室各处主任和各主要组组长开会，下达“圣旨”说：“侍从[ShiCong]室务须设法推进各部院的工作。”一言九鼎，侍从[ShiCong]室凌驾于各院、部之上的地位，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凡此种种，都引起蒋政权各部门的不满，许多高层人士也对此深为反感。难怪国民党[GuoMinDang]头面人物何应钦愤慨地指责侍从[ShiCong]室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但天子毕竟是天子。蒋委员长也罢，蒋主席也罢，蒋总统也罢，头衔可以不断翻新，独裁者的本质始终未变。侍从[ShiCong]室有了蒋介石[JiangJieShi]做靠山，还有谁能奈其何呢!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蒋介石[JiangJieShi]当然深谙此中道理。为此，他把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党内外、军队内外的各种情报，作为头等大事予以关注。特别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蒋介石[JiangJieShi]的统治又是特务统治，因此搞情报就更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