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大会[DaHui]共计募得储金60余万元，遂又决定设置“储金柜”，并拟就《铭言》:“国步艰难，发起储金，节俭输助，各尽其心，毅力救国[JiuGuo]，集腋成裘，咸应负责，曷俟征求，忍耻任重，激励诸君，斯言斯意，永矢子孙”。储金救国[JiuGuo]的影响不断扩大，因提倡“永久储金”，每人每日存一两个、三五个铜元，致使街面上杂货铺的“瓦闷罐”(储金器具)脱销断货。还出现了在广东会馆举办音乐会、电影、文明戏的义演；一卞姓老人将七旬“寿筵费”两千元，全部捐助；连80余户“花界”(妓馆)，也表示将每日储铜元10枚，以六个月为期，参与储金救国[JiuGuo]……商会还组织演说[YanShuo]员分赴直隶各县，广泛动员。自然，也有不成功的事例，如去某县组织演说[YanShuo]动员大会[DaHui]，因民众“不开化”，竟“无一人到会[DaoHui]”，致使大会[DaHui]流产。

　　主张“实业救国[JiuGuo]”的天津[TianJin]国货售品所创办人宋则久，在《售品所半月报》撰文，用一组数字作了乐观的、却不切实际推演，称中国4亿人口，每人每日存一个铜元，全年就可集11亿元。用它建100万元一个的工厂，可建1100个；每个厂用1000人，便能为110万人提供就业岗位，并创利2.2亿元。10年后，储金可达286亿元，能建100万一个的工厂28600个，提供2860万个就业岗位。“十年以后，必能富强。”热心救国[JiuGuo]的宋则久，用这些数字作宣传，动员民众储金，甚至说，现在有钱不肯拿，“国亡了”，“将来留钱作什么”！

　　至1915年9月，全国[QuanGuo]储金为800余万，其中半数是认储，距离5000万元目标甚远。各省及侨界代表69人，遂在上海[ShangHai]开会，研究救国[JiuGuo]储金之进行。善良的民众却不知袁世凯正在酝酿复辟称帝，筹安会则是最卖力的吹鼓手。此时，一份有着日本人背景的《天津[TianJin]日日新闻》报，刊登了一条筹安会向救国[JiuGuo]储金借款200万元的消息，显然是日本人分化、瓦解我爱国[AiGuo]民众的手段。这一招果然奏效，消息传出，立时引起混乱，随之成为部分民众要求“发还储金”的导火索。事关重大，在经向中国、交通两银行“确查”，证明“实无其事”，却也未能平息发还储金的声浪。此后，又出现了救国[JiuGuo]储金被官府把持，以及储金被用于镇压云南蔡锷将军反袁世凯义举等传言，使发还储金的要求日益扩大。

　　作为救国[JiuGuo]储金的发起者虞洽卿，在遭到多方质疑、并在经种种努力挽救不成的情况下，于1915年11月5日，在上海[ShangHai]决定开始发还储金，全国[QuanGuo]各地对此反映不一，赞成、反对、观望均有。消息传至天津[TianJin]，津方即表示“惊诧交集，痛惜骈至”，对上海[ShangHai]此举，十分不以为然。认为集得储金虽距目标甚远，但已有一定数量，以往“实业之不发达，即在集股之为难”，现正可利用此款提前开办实业，“倡办国货，以抵外货”，“亦可挽回利权于万一”。同时，又认为国人办事“往往虎头蛇尾，热度不过五分钟”，储金“骤然发还”，将“贻笑全球”……遂主张在津召开全国[QuanGuo]大会[DaHui]，研究救国[JiuGuo]储金之进行，且已有十省响应。但终因人心不齐，大会[DaHui]未能开成。

　　无奈的是，这桩群众性的自发救国[JiuGuo]储金活动，由于缺乏权威的领导，以及办事透明度不够，传言破坏，为民众的情绪化所左右等原因，特别是上海[ShangHai]于1916年7月12日，公布了解散函，声称“三周内一律发还，以昭信用，而资结束”。天津[TianJin]方面也不得不于7月18日宣布“随同办理(发还)”；并商准相关银行，自8月14日起发还。至此，曾经轰轰烈烈的爱国[AiGuo]储金运动，终于沉寂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