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ShangHai]法租界[ZuJie]望志路１０６号，今兴业路７６号举行。时隔９０年，后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一大[YiDa]会在法租界[ZuJie]举行？是巧合，还是另有缘由？

　　上海[ShangHai]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史学专家熊月之日前向记者详细解读了中共一大[YiDa]选址的来龙去脉。

　　一大[YiDa]筹办核心人物皆居住在法租界[ZuJie]

　　熊月之说，中共一大[YiDa]的筹办，核心人物有三位，陈独秀、李汉俊和李达。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ShangHai]人，但１９２０年前后他们均居住在上海[ShangHai]法租界[ZuJie]。

　　三人中，安徽人陈独秀与上海[ShangHai]渊源最深。史料记载，１９０３年他已经在上海[ShangHai]居住过４个月。１９１５年６月中旬，他从日本回到上海[ShangHai]，住在法租界[ZuJie]嵩山路南口吉益里２１号，随后创办《青年》杂志（后为《新青年》）。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９日，陈独秀再返上海[ShangHai]，依然入住法租界[ZuJie]，地址是环龙路老渔阳里２号，今南昌路１００弄２号。该寓所距离一大[YiDa]会址不到２公里。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留日归国的他于１９１９年来到上海[ShangHai]，１９２０年参与中共上海[ShangHai]发起组的工作。１９２０年秋，法租界[ZuJie]望志路１０６、１０８号房屋刚建成不久，他就随兄长李书城等从当时的法租界[ZuJie]白尔路三益里，今自忠路１６３弄搬迁入住。

　　李达，湖南零陵人，两度留学日本，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研读并向国内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１９２０年夏，李达回到上海[ShangHai]，得知陈独秀、李汉俊等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遂参与其中，并住入环龙路老渔阳里２号的陈独秀寓所。

　　熊月之在整理史料时还发现，１９２０年前后，入住法租界[ZuJie]，且居住点与中共一大[YiDa]会址实际距离均在２公里步行范围内的，还有俞秀松、陈望道、杨明斋、施存统等近１０位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作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知识分子。

　　环境幽僻是选址重要因素之一

　　熊月之分析，自戊戌变法后，中国的政治氛围逐渐形成了“北严南宽”的格局。维新派领袖康有为遭清政府通缉，上海[ShangHai]租界[ZuJie]当局设法协助其逃跑。五四运动后，北方气氛紧张，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出狱后南下，进一步促使《新青年》编辑部南迁。

　　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１年，上海[ShangHai]已吸引了一批政治、文化精英汇聚。而在上海[ShangHai]的公共租界[ZuJie]、法租界[ZuJie]和华界中，以法租界[ZuJie]的氛围相对宽松。

　　事实上，自１９１９年起，法租界[ZuJie]已成为上海[ShangHai]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报刊和社团的聚集地。无论是国民党背景的《建设》《星期评论》《觉悟》，还是中共上海[ShangHai]发起组创办的《共产党》《劳动界》，以及久负盛名的《新青年》都集中于法租界[ZuJie]编辑发行，此外上海[ShangHai]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上海[ShangHai]发起组、上海[ShangHai]机器工会等也都位于法租界[ZuJie]。

　　熊月之说，法租界[ZuJie]望志路环境幽僻也成为当时选址的一个重要因素。市政档案显示，望志路１０６、１０８号，建于１９２０年夏秋之间，当时望志路的北侧是一排新建石库门建筑，而马路对面的南侧当时还只是一片菜地，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路口向西也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这里人烟稀少，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

　　这位专家还分析，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基本可以确定一大[YiDa]的会议场所，即李书城和李汉俊寓所，是李汉俊选定的，而代表住地博文女校，是李达落实的。

　　熊月之分析认为，相对公共租界[ZuJie]，法租界[ZuJie]是“后起者”，１９２１年其人口密度不高、房屋租金适中、道路交通便利以及治安管理相对宽松，综合各种因素直接或间接地促使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先进知识分子聚集于此、居住于此、活动于此。最终，中共一大[YiDa]在法租界[ZuJie]举行，也就顺理成章了。（记者许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