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1日，中国开往日本的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在韩国济州岛西南海域沉没。消息在第一时间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部署：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派军舰以最快速度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营救；命令相关部门迅速组建调查小组前往现场调查事故原因；迅速采取一系列相应的外交措施。这种部署，生动体现了周恩来善于抓大事、抓关键的领导智慧。

　　首先，他抓住了事件的关键环节。据我方幸存船员报称：“跃进号”是被三发鱼雷击中沉没的。周恩来据此分析：“如鱼雷发自潜艇，则此事必为美帝所为，因台韩两方均无潜艇；如发自快艇，则可能为美蒋合谋。”同时也不排除其他原因，比如，有没有可能遭遇海上风暴？有没有可能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操作不当？为慎重起见，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赴现场调查小组经过仔细分析研究，5月7日向周恩来提交了《关于调查“跃进号”货轮遇难事件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观点：“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极大可能是触礁。周恩来认为报告分析得有道理，但仍谨慎地认为：“最后判明，须到现场进行海中调查。”并决定亲赴一线指挥调查。

　　同时，他盯住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要求“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1963年5月12日，周恩来飞抵调查“跃进号”事件的“前线指挥所”上海。刚下飞机，前来迎接的地方和军队负责人就关切地说：“总理，您为什么非要亲自来？我们都准备好了，只要您来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出航！”周恩来却用非同寻常的语气说：“这样大的事，我能不来？”出了机场，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情况汇报会。当海军负责人汇报出海舰队编队的领导干部组成情况时，周恩来突然问:“怎么都是舰队的副司令、副政委出海？舰队司令、政治委员呢？”得到的回答是“一把手”没有被列入。周恩来再次用非同寻常的语气强调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了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员、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他当即作出规定：“对于重大问题”，“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

　　再次，他把握住了调查活动中的每个重要细节，一一督察。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深海潜水探测取样是个重要环节。周恩来非常关心潜水员的安全问题。他亲自到加压试验现场，检查潜水员的准备情况。在试验现场，他问随行的几位负责人：“‘跃进号’装了那么多玉米，船沉以后，船舱已破，玉米会流出来，鲨鱼肯定要去吃，潜水员的安全怎么办？”几位负责人没想到总理会想得这么细，惭愧地承认“没有考虑到”。周恩来第三次用非同寻常的语气说：“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能不考虑呢？”周恩来连续用“这么大的事”来强调关键环节和细节问题，这种细密和高度责任心，给现场的每个人很大的教育。为确保出海工作万无一失，周恩来第二天还亲自前往吴淞口，登上舰艇一一检查出海舰只的准备情况。

　　最后，他善于抓住事件，教育干部。经过几天周密的现场潜水调查，“跃进号”终于被确认为“因触礁而沉没”。这一结论，也印证了周恩来发现的深层问题：领导机关官僚主义严重。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跃进号’遇难事件，取得教训极大，首先暴露了交通部门的严重官僚主义，次之海军系统也有一定责任。”就在“跃进号”沉没事件发生前后，一些部门还连续发生了多起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此，他告诉中央各系统的干部：“首长带头，大家动手，同心协力，保证安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风气。”“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在评论周恩来时，常有人简单地将他归入“举轻若重”一类。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在抓住大事和关键环节的前提下，他有时“举轻若重”，有时则“举重若轻”。无论“举重若轻”还是“举轻若重”，都是一个优秀领导者的领导风范中对立统一的两个侧面。在周恩来的领导风范中，可以经常看到这两个侧面的有机结合和交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