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工作方法，体现在调查研究中，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问数字”、“爱算账”。

　　1958年2月2日，邓小平来到四川省隆昌县郊新生高级社调查研究。他一到，楼丰乡党总支书记未全树、新生高级社社长叶邦友便掏出笔记本准备按事先拟好的提纲汇报。邓小平说：“不必了，还是我问到哪里，你们就讲到哪里吧。”他首先了解全乡有多少党员、多少团员，多少个党支部、多少个团支部，多少贫农、多少中农。接着问全乡的粮食亩产量有多少斤，社员一年能分多少斤粮食。当听到一个社员平均能分得600多斤粮时，邓小平说：“少了，一般来说要八九百斤，包括牲畜粮要千把斤才够。”“把现有水田产量提高一点，小春多增加一点面积，让社员多分一点粮食。”在这次调查中，邓小平发现一些地方有虚报数字的现象。2月17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有的千斤县，实际亩产只有700斤。他请谭震林研究一下，防止虚假的统计。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翻两番”靠不靠得住？“翻两番”后将是什么样子？带着这样的思考，1983年2月，邓小平踏上南下的列车，到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沪地区调研，以获取第一手资料。

　　2月9日下午，邓小平从江苏来到杭州。一见到前来迎接的浙江省委负责同志，邓小平便开宗明义地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同志主要谈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江苏从1977年至1983年六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依这样的发展，到1988年就可以再翻一番！我问江苏同志，你们的路子是怎样走的？他们说，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依靠上海的技术力量，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当听到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浙江到2000年能翻两番半或三番时，邓小平问：你们看，翻两番是不是靠得住？现在是多少？到2000年是多少？铁瑛一一回答。当省长李丰平说到1982年浙江人均收入名列全国第七位时，邓小平说：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市可以除外，你们是第四位。辽宁、黑龙江的重工业产值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如江浙。生活好了，人就不愿往外走。江苏、浙江，还有山东，这两年也上得快，鲁西北这两年生活也好了，人也不往外走了。

　　3月2日，邓小平回京后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具体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的规划，做到心中有数。”

　　邓小平“问数字”、“爱算账”的调查研究方法，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一、“数目字内包括轻重缓急”，“这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只要好好地算算账，就会懂得的”。

　　邓小平“爱算账”，不是就数字论数字，而是将数字作为从政治大局和长远目标来考虑问题的依据。看起来他是在算细账，实际上是从具体的数字来看全局，算大账。

　　二、“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

　　邓小平在参与作决策和最后拍板之前，都喜欢问问数字、算算细账。他认为，只有这样，所作出的决策才是慎重和可靠的。他历来反对轻率地“拍脑袋”，凭想象作出决策。

　　三、算账里面有作风，“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

　　调查研究中如何看数字，如何运用数字，还有一个立场、方法和作风的问题。领导同志下基层调查和听取汇报时，经常会接触一些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数字。因此，如何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掌握准确可靠的数字，极为重要。在实际调查中详细了解各种数字和细算每笔账，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邓小平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还十分注意用询问数字的方法来纠正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注意从算账里面探出工作中的虚实。他在每次视察和调研时，之所以盘问数字和亲自算账，就是为了准确地了解真实情况，发现报告和汇报中可能存在的虚假问题。他非常清楚，别人的报告代替不了自己的调查，同样，别人的意见也代替不了自己的亲手计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实事求是的作风往往就体现在摸清真实的数字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往往就体现在注重算账的学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