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口处踱出一大会址纪念馆，如果仰头看看，也许能看到在黄陂南路374弄这座石库门上还有一块横匾：树德里。每当仰头看到这块横匾，我就油然而生一种回家的感觉。就是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时光，而我父亲当年也是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如今，我又作为一名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继续陪伴着它。父子两代同为一大会址纪念馆服务，这让我感到无比荣幸。

　　我父亲1926年出生于上海，十五六岁参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复员，进入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负责安全保卫工作。1959年调入一大会址，仍然负责安保工作。当时我刚满两岁。从此我家即与一大会址纪念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工作需要，父亲进入一大会址工作后，我们全家也搬了进来，就住在树德里的二楼。当时一大会址刚刚复原，只对内部开放，来的大部分是中央或者上级领导，也不乏外宾。兴业路上总是停着小轿车，载来客人进入一大会址。这种情景在当时的上海并不多见，遂在人们心中陡添几分神秘色彩，邻居们纷纷猜测这个单位是什么来头？就因为这份神秘，邻居们很少到我家来串门，只有我常常跑到别人家去玩耍。单位里的工作人员都相处得非常融洽，过年过节都会带小孩子一起到馆里玩，吃吃糖果，做做游戏，就像一家人一样，这份亲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印象深的还有诸多到一大会址参观的外宾。外宾来的时间并不固定，有的会在晚上来。父亲他们就会打开树德里二楼的探照灯，将整条弄堂照亮；馆里会用中华牌香烟和茶水招待他们。茶水间就是今天一大会址的门卫室，我常常从二楼的窗户往外望，能够看见工人们在里面烧水、沏茶。来参观的外宾都喜欢同工作人员座谈，于是，一大会址在1960年还专门设立了外宾接待组。

　　随着参观人数的不断增加，一大会址进行了修建，我们家也搬了出来。1968年，一大会址正式定名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1979年，父亲病退，我顶替他进入了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每年都有不少的外国游客和记者到这里参观、采访，尤其是“七一”前后参观者更多。怀着一颗对党负责的责任心，我在接待工作上谨慎细致。不知不觉，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2年。

　　有意思的是，我的儿子也为一大会址纪念馆做了点小贡献：他作为志愿者编写了一个预约参观及人数统计的软件，目前已成为纪念馆必不可少的工具。从幼年至今天，亲眼看着一大会址纪念馆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影响与日俱增，我深切地感到一大会址纪念馆不仅仅是中国人心中的“红色之源”，也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的一个 “绿色通道”，成为展现中国日益发展强盛的一个窗口。我热爱一大会址纪念馆，真诚地祝愿我们的党永葆生机，带给更多的人幸福生活。

　　（记者 毛锦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