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檀香山，梁启超被当地党人引为革命同志，骗取了他们的信任和尊敬。这时，令革命党万万没有准备的是，梁启超对当地党人说，自己名义上保皇，实际上革命，不用分得非常清楚，哄骗党人加入保皇会，很多同志不明真相，纷纷中计。

革命和保皇好比两座山峰，在山峰间走钢丝的人，无论动机多么善良，都往往摔得粉身碎骨。

1899年，革命党决定联合各地会党，在湖南、湖北、广东同时发动起义，是年冬季，会党各大门派的头领齐赴日本，拜见孙中山，决定将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合并，组建“ 兴汉会”，孙中山为会长。革命党有了武装，有了人马，但是，唯独自身财政困难，苦无经费，没有财力补给会党，会党头领不管什么革命理想，见饷才出力，革命党没钱没饷，这让各大会党头领大为不满。

梁启超闻讯，心生一计，极力劝说康有为用资金“买”下这股会党力量。在北美华人圈里，康有为深孚众望，四处募金，所得很多，财大气粗。这时，康有为有了巨资，正想招募一支武装，起兵勤王，所以，他采纳梁启超的建议，对会党组织许诺加以巨资援助。言必行，康有为交给维新派骨干唐才常2万银元，由唐才常出面，交际会党，各大头领见钱眼开，纷纷脱离兴汉会，转而接受保皇党的指挥。趁着革命党经费困窘之际，保皇党挖了墙脚，夺走了这支武装，开始制定自己的勤王计划。

孙中山见保皇党用金钱拆散了自己和会党的联盟，并不着急，因为，保皇党有钱，革命党有将，有本领上阵拼杀的军事主将，都是革命党人，比如留日学生吴禄贞、林圭。而且，孙中山需要联合一切反清的力量，决定委曲求全，继续向梁启超示好，退而求其次，辅助保皇党发动这次武装起义。革命党在日本镰仓开会，坚持推进自己的湘鄂粤起义计划，并派吴禄贞面见唐才常，表示革命党全力支持你的起义。

唐才常有饷无将，正在发愁，见革命党如此宽宏大量，极为感动。1899年秋，经革命党人毕永年的介绍，唐才常来到日本横滨，将自己的起义方案提交给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可行，便派吴禄贞、林圭、傅慈祥三人加入唐才常的队伍。梁启超乐见革命党襄助起事，因为，保皇党人多为秀才、官僚和工绅，不懂领兵打仗，他默许唐才常接近革命党。

保皇党出钱，革命党出将，两派鼎力支持唐才常，这让唐才常大为兴奋！

唐才常，字伯平，号绒丞，又号佛尘，湖南浏阳人，是谭嗣同的挚友，湖南维新派得力干将，与谭嗣同等人合办湖南时务学堂，全心投入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唐才常的思想非常矛盾。一方面，康梁是他的老师和同志，自己必须遵循他们的保皇主张；另一方面，慈禧太后诛杀谭嗣同等人，又让他对清廷极其愤恨。光绪与共和，哪个更重要？保皇党选择前者，革命党选择后者，而唐才常则十分困惑，他对保皇党就说“起兵勤王，迎接光绪复辟”，对革命党则讲“保国兴汉，推翻清朝”，思想游离，立场两面，时人批评他是“两面派”，他自己也有苦难言，不胜烦恼。

11月，颇为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在芝区红叶馆，梁启超举办送别会，为唐才常、吴禄贞、傅慈祥、林圭等人归国起义壮行。孙中山出席，梁启超举杯豪言，两派起事成功，会师北京！双方都力捧唐才常一人，一时间，革命党和保皇党亲密合作，气象一新。

唐才常兴冲冲地回到上海，与林圭等人创建“正气会”，秘密展开反清活动。拿着保皇党的饷银，自然要贯彻保皇党的主张，康有为认为正气会纲领的革命色彩太浓，应该突出保皇思想，便让唐才常增加一句“ 君臣之义如何能废”，令忠君保皇的思想成为基调。康有为又觉得正气会的名字不佳，便改名为“自立会”，表明要自立勤王，应还光绪之意。

1900年7月，在上海张园，自立会举办了“中国国会”，由容闳任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帝党干将文廷式成为中坚人物，众多地方官吏和地方乡绅纷纷加入，成为保皇党在内地的核心机关。康有为见如此气象，复辟大业有望，意气风发，专门给各埠保皇会写了一封豪情万丈的信，高调宣称“已于上海设立国会，预开新政府，将来迎上南迁”，表明自己的政治计划是，在上海成立保皇新政府，迎接光绪帝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