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街道上，一部部军车呼啸而过；一群群穿着便衣、但携带枪支的青年，大摇大摆地闯进学堂。短短十几天时间，蓝衣社摧毁了几近全部的CC系高校组织，并砸掉了几十个县党部招牌。不费吹灰之力地，CC系在河南的势力丧失殆尽了……

　　在蓝衣社的众多首脑中，任觉五是一个不大不小、不文不武、不显眼也不容忽视的人物。他位不上“十三太保”，却先后担任过力行社南京书记、革青会总会书记；他曾就读于东南大学、北洋大学，最后却考入黄埔，成为一名职业军人。新生活运动发起后，他被视为邓文仪的文宣大将，与此同时，他也是康泽“西南派”的重要角色……

　　他以“学运专家”自诩，生性爱热闹、不安分。他蔑视权威且多惹是非，鲁莽而泼辣，胆大又妄为。如果说，过去两年，因为众多魁首、森严纪律的约束，他没有掀起什么波澜的话，那么，自从刘健群出任书记长，一切都不一样了。他如同脱缰野马，决意要为自己找一个对头。

　　那么，这一次，他为什么盯准了CC系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文化学会与CC系的矛盾。还在1933年年底，发起“新生活运动“前夕，蓝衣社与CC系都有了组建“中国文化学会”的打算。蓝衣社先下手为强，12月24日，段希平的《中国日报》、刘炳藜的《前途》月刊、贺衷寒的《扫荡报》……一百多份报刊以铺天盖地的声势，宣告了文化学会的成立；无奈之下，CC系只好将自己的招牌改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事情还没完呢！次年1月15日，肖作霖来到南京，与任觉五共同发起南京分会，《中央日报》报道，“成立时即有一百五十余人报名参加，分会理事七人，任觉五为书记”；几天后，上海分会也宣告诞生，邓文仪后来回忆，“以刘炳藜为书记，十日后会员即达一百七十余人，次月已在七百人以上”……

　　不仅南京、上海。在“新生活运动”象征着国家最高权力归属之际，蓝衣社不遗余力，遍地开花。截至当年5月，中国文化学会已在十二个省区设立了分支机构，“正在筹备中者，尚有四川、甘肃、香港、菲律宾、伦敦、巴黎等分会，豫鄂皖三省边区直属支会与青岛直属支会等九处”（《中央日报》，1933年5月1日）。它的会员总数已达到2098人，其中“直属会员”也就是学界领袖38人，“一般会员”亦即知识分子1294人，而“青年会员”也就是学生领袖，也达到766人之多。它的声势远远超过了CC系的文化建设协会。

　　这么一来，CC系坐不住了。肖作霖后来谈到，“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还为此受了陈立夫的严厉斥责”。在这种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双方你来我往、短兵相接，“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名流学者中展开了争夺战。市长吴铁城不得不两面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也是两面都参加了”（肖作霖，《复兴社述略》）……

　　争夺最激烈的，当属暨南大学。它的教授群体中，既包括两名力行社社员，刘炳藜和白瑜，也包括“文化建设协会”的发起人樊仲云。它成为两系的必争之地。一时之间，暨南大学鸡飞狗跳，不仅大多数教授，几百名学生也卷入了纷争……

　　江浙人小巧、重心计，而西南人喜辣子、爱直接，何况是以胆大妄为著称的任觉五？争夺战日趋白热化之际，任觉五渐渐下定决心，“以铁与血的方式，一较高下”。

　　较量从军事化编组开始。肖作霖后来谈到，“学生中的复兴社分子人数较多，势力较大……（任觉五）又是黄埔学生，他将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军事编组”。这一天，以二十余名失业军人为组长，三四百名学生被分成了二十多个小组。他们人手一根棍棒，首先封锁了暨南大学的各处校门。

　　入夜时分，一阵尖锐的呼哨声响了起来，行动开始了。几十年后，一个参与行动的学生回忆说，“……先是包围了学校，许进不许出。然后又分出几组人马，开始在全校范围内搜索CC团学生”（刘成一，《忆复兴社二三事》）。

　　搜索从户外、各条道路开始。一个个横冲直撞的小组，不由分说地将过路的、在户外活动的学生，全部带到操场上。继而，饭堂、教室、图书馆、办公楼……除了几栋孤零零的宿舍楼，暨南大学几乎被篦梳了一遍。在女学生的尖叫声、无数青年的抗辩声中，千余名学生渐渐被集中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