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动乱时期在传统上正是土匪首领们最为活跃的时候。例如，主要在东北平原上进行的1895年的中日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其中许多战事是由受各派敌对力量装备和煽动起来的红胡子匪帮之间的冲突组成的。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中，得到日本军队支持的日本冒险家们与匪帮取得了联系，带领他们打着“满洲义军”的旗号，炸桥梁、毁铁路，在俄军战线后方进行骚扰。在这期间许多土匪首领因此名声大振，张作霖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在作为一名士兵参加1895年的战争之后第一个加入绿林的人。当十年后战争再起时，他积极地投身于最激烈的战事。先是(在压力下)为俄国人做事，后来又为日本人服务。他手下的许多小头目在他日后成为一方军阀时成为深受他信任的心腹骨干，而他和日本人建立的关系为他成功地登上东北的独裁者的宝座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辛亥革命也在日本激起阵阵兴奋的涟漪。就像在中国本土上的许多土匪首领一样，政客、军人和泛亚主义的鼓噪者们都看到他们可以各显神通的前景正展现在眼前。例如，在一系列由日本发起的“蒙古独立”运动中，土匪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像日本经常对中国策划种种下流的阴谋诡计一样，日本政府的态度也是两面三刀、阴险狡诈的，日常的诡秘活动大多交给军方——在这儿，下级军官也常常独立于他们的上级或作为他们上级的代理人进行活动——或者寄希望于逐渐发展起来的“大陆浪人”团体。尽管想把东北和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的种种企图最终都未得逞，但是根据1917年寺内正毅总理大臣所言，日本的商人和军事人员仍然在向中国土匪提供武器装备，所有从东北土匪那里缴获的武器中可以发现它们几乎都是日本制造的。

　　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为日本人干涉中国事务开辟了一个新的场所，该条约正式承认日本1914年接管以前德国统治下的山东胶州港。对此，中国方面提出了抗议，并且列举了证据说明日本企图利用土匪为自己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寻找借口，可是毫无用处。然而后来据台头附近的村民说，土匪确实得到允许在日本人势力范围内的据点不受任何阻碍地活动。在日本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匪帮将他们的总部从山上搬到他们控制的地区后，青岛的铁路沿线的抢劫和绑架事件急剧增加。到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末。山东估计有3万名土匪，据说都是由日本人组织并供养的。

　　即使日本人在1922年4月开始从青岛万般无奈地撤离之后，山东当局仍然断言说，以前被安置在日本人领地的土匪正式被派回来给中国人制造麻烦。到12月，当日本人的撤离接近尾声时，有电报表明，这块以前的租借地多少已在土匪的控制之中，他们随心所欲地抢劫商人、敲诈官员。留在当地的为数很少的日本士兵对他们根本不采取控制行动，而日本人自己也从不遭到攻击。

　　当时大多数观察家还认为(常常只不过依据一些相关的但并不重要的证据)，日本人参与了“临城劫车”案的策划，据说日本人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在从青岛撤离之后掀起一个诋毁中国人的高潮。据报告说，乘坐那列注定要倒霉的火车的一批日本人在苏州距离伏击地点以南50英里的地方下了火车；其余的日本人(秘密特务)则据说有人看见他们警告他们的同胞别买到该城市任何车站的车票。也有报告说，这次抢劫后在匪帮的营地里有三个日本人，其中之一据说是军火走私商，俘虏们还注意到土匪的大多数武器上有日本的标记。

　　日本政府并没有和西方一起同声要求制裁肇事者，但它确实提出，如果当初让它的部队继续留在青岛，该事件就永远不会发生。像后藤朝太郎那样的思想家则拿这个事件为依据证明长期以来一些日本人所抱有的想法是正确的，即中国没有能力治理自己，并希望西方列强会对以前它们逼迫日本放弃它在山东的地位感到后悔。该事件之后紧接着在日本和在中国受日本人资助的出版社一下子出版了大量书籍、小册子和文章，异口同声地赞成这一基本的立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战略达到一个转折点。该事变本身就充分体现了早已由日本军方确定的基本行动模式。最初，由一伙手舞战刀的大陆浪人，奉命假扮成反日奸细进攻日军营房，当地的土匪则被唆使在周围的乡村兴风作浪。这便使当地的日本驻军能够出动镇压骚乱。随后，日军就全部占领了东北。一旦日军最终取得了它一直觊觎的对东北的全部支配权，它便立刻出动，清除在东北迄今为止一直愿意利用和扶植的土匪势力。

　　在各种历史事件中，日本人领导的土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32年日本劫持被废黜的清末皇帝溥仪，为他登基当“满洲国”皇帝作准备的行动，松本领导的强大的匪帮被用来担任掩护。后来侵入中国北部热河省的先头部队也是由一位以前受到伊达指教的土匪首领指挥的。不足为奇，在这个时候——在日本称霸的早期的更富于浪漫色彩的年代，过去建立一个所谓独立的“满蒙”的企图也重新被煽起。但与此同时，那些主要的发起者诸如川岛芳子，发现唯一能征募的队伍只有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