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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上海建首栋“鸳鸯楼”:解决大龄青年结婚过渡用房--中国年鉴
黄浦区集管局鸳鸯楼
上世纪80年代初,住房形势严峻的上海,迎来了知青返沪的高峰。据统计,当时上海的人均住房面积仅为4.3平方米。为了解决“住房难、结婚难”的问题,1982年,上海建成了全国第一栋鸳鸯楼。所谓“鸳鸯楼”就是蜗居年代大龄青年的结婚过渡用房。它让只能逛马路谈恋爱的恋人们终于有一天可以结束爱情的长跑,它让外滩情人墙边看黄浦江潮涨潮落的情侣们看到了有房结婚的希望。
相恋容易结婚难位于上海普陀区志丹路上的新俪公寓看上去很普通,也蛮老式的,不过在当年,这栋楼的名气却是很大的,它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所建造的第一幢鸳鸯楼。1983年2月9日,一批无房的大龄青年入住进这第一幢鸳鸯楼,陈家俊夫妇就是第一批入住的上海市民之一。虽然30年过去了,当年的小鸳鸯也已成了老鸳鸯,但是当年入住鸳鸯楼的种种往事,却依然刻骨铭心。
陈家俊和沈月英原先是住在同一个弄堂里的邻居,后来在里弄一个大姐的牵线搭桥下,他们从邻居变成了恋人。陈家俊家里有两间房,一间父母住,一间他与两个弟弟住,如果他要在家里结婚的话,两个弟弟就无处可住了。因此,他们俩的恋爱一直从上世纪70年代谈到了80年代,无法结婚。
当年要结婚成夫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房子是一大难解之题。尤其像陈家俊那样有三兄弟的家庭,更是难上加难。而陈家俊的二弟早在哥哥结婚前两年就领了结婚证了,也是因为没有房子一直等在那里。而他的一个同事,则把家里16平方米的房间用窗帘隔成4个空间,住了4对夫妻。
当时的上海,三代同室、四代同堂的情况比比皆是。结婚无房,成了陈家俊和许多热恋青年最头疼的事情。
而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结婚率就像放在热水里的温度计一样飙升。有一个数据统计,仅1981年,上海的结婚率就高达4.8%,也就是全市差不多每20个人中间就有一对青年男女结婚。但很多人只是婚姻的“本本族”,他们领了结婚证,不知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因为新房还不知道在哪里。
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里,上海先后有110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少小离家老大还,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知青大返城,回到上海的他们,都已经到了大龄晚婚的年龄,但是,没有房子结不了婚。
喜从天降鸳鸯楼由于众多的大龄青年无房结婚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当时上海市和各区的政府决定特事特办,探索建造一批结婚过渡用房,租赁给大龄青年结婚户。
正所谓欲问佳期未有期,待到喜从天降时。1983年的一天,陈家俊从《新民晚报》上看到普陀区要建造第一栋鸳鸯楼的消息,于是就跑到普陀区政府去申请登记。
申请登记是有条件的:首先必须是大龄青年,其次家中确实无房的,最重要的是单位要能够分房。为此申请登记者的单位要出具书面担保,以保证优先分房给本单位登记人。
第一幢鸳鸯楼只有132个单间,每间房的居住面积是11.4平方米,却吸引了几千对的大龄未婚青年前来报名登记。据统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上海全市有11万对大龄男女青年因为没有房子而结不了婚。陈家俊去的时候满怀希望,可看到那么多人涌来登记,其中还有五十多岁超大龄的“青年”,原本的希望有点渺茫了。可令陈家俊和沈月英没想到的是,他们在几千对大龄未婚青年中胜出了,拿到了鸳鸯楼的“入场券”。
当时陈家俊27岁,这在大龄男青年中属于小的,但沈月英已29岁了,属于大龄女青年。据统计,1980年上海市区女性的晚婚率达到了99.6%,已成为了有可能影响优生优育的社会问题,所以对大龄女青年的适当照顾和优待就在情理之中了。关键是双方都在大单位工作:陈家俊在上钢十厂,沈月英在东华大学。这些大单位都承诺两年之内给员工分房。第一栋鸳鸯楼的租赁期规定是一到两年,每平方米居住面积的平均月租金是1.14元,相当于当时一般住房租金的4倍半,如果到期不搬走,租金将上浮50%。这样的规定是为了确保结婚过渡房的良性循环,避免有租无还的情况发生。
由于没有房子,陈家俊和沈月英原本像是在跑一场爱情马拉松,结婚似乎遥遥无期。现在要拿到鸳鸯楼的钥匙了,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们突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狂奔进婚姻的殿堂。有了幸福的希望中国人喜欢鸳鸯,因为它们是美好爱情的象征,它们情投意合,形影相随。虽然鸳鸯楼里的每个房间都很狭小,设施也很简陋,但它是全世界最充满爱情、最富有诗意的房子。根据统计,上海的第一座鸳鸯楼里132户入住居民,他们的实际平均年龄达到了30.8岁,其中30岁以上的有161人,占总人数的61%,其中年龄最大的一对新婚夫妻,新郎50岁,新娘40岁。陈家俊和沈月英是在1983年2月9日入住鸳鸯楼的,他们入住的新闻就刊登在2月13日的《新民晚报》上,那一天是大年初一。他们在新年里住进新房子,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开始了一份自己的新生活。而他们的入住,也给众多在苦苦等待中的鸳鸯们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的生活也有了盼头,他们都在等待着自己住进鸳鸯楼的那一天。陈家俊搬进鸳鸯楼,在很大程度上也缓解了两个弟弟的困难,为他们带来结婚成家的希望。当年陈家俊在鸳鸯楼里拍了很多生活场景照,作为他们当年甜蜜生活的见证保存至今,其中有一张是鸳鸯楼里的门房间。陈家俊说,那时鸳鸯楼的门房间里生了3个炉子,专门为居民烧开水,一分钱一瓶。大家在自家热水瓶上贴上房号,上班的时候把热水瓶带下去,下班的时候把冲好开水的热水瓶拿回家中,非常方便。而且鸳鸯楼里也像个大家庭一样,彼此互相照应。那些有水电工特长的住户会在门口贴个通知,告知大家愿意义务提供修理水电服务。
如今这座鸳鸯楼还叫新俪公寓,但楼里的居民不再是清一色的新婚夫妇了,而是面向所有需要租住房子的人们。“新俪”这个楼名已经成为了一种回忆和纪念,也成为了曾经的鸳鸯夫妇给孩子讲过去故事的地方。
尽管上海的一些区、县建造了一幢幢鸳鸯楼,但众多大龄青年的住房问题单靠政府还是难以解决,于是上海的很多企业克服重重困难,自筹资金或集资联建了一些面积不等的鸳鸯楼。一对又一对新人在那些由老厂房或旧宿舍改造成的鸳鸯楼里组建起了幸福的小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