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钧，中央民族大学离休干部。从上世纪40年代末起，曾在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局的前身民族组工作。1951年4月底，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在北京举行,胡钧受命担任谈判的记录员。时隔60年，这位90高龄的老人撰文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1951年初，在祖国大陆，只有西藏尚待解放。考虑到西藏地方的特殊性和西藏问题的复杂性，党中央在处理西藏问题上，始终采取十分谨慎的方针。1950年10月的昌都战役，藏军主力被消灭以后，经过多次商谈，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通过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包括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等人为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党中央指派了以李维汉同志为首席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代表的4人全权谈判代表团。我和新华社的高向明被分配担任会议记录员，李维汉的秘书赵范同时担任代表团秘书，平措旺阶担任藏语翻译。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赵范、李维汉的警卫员刘新来和我，3个人每天随李维汉同车行动。谈判开始后，李维汉交代我们要把与会代表讲过的话全部记录下来，所以每次谈判结束后，我都与高向明核对记录笔记，然后再整理上报。

　　西藏代表团于4月下旬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曾亲往当时的前门火车站迎接。4月29日，谈判正式开始，地点在当时的东郊民巷北京市军管会。“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阿沛·阿旺晋美等人曾应邀到天安门城楼观礼，这使他有机会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对他说：“欢迎你们到北京来，我们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就能办好。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

　　谈判大约进行了二十几次，总体说来气氛还算融洽，进展也比较顺利。其间，藏方代表曾经无理坚持不准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南部的边防重镇亚东，致使谈判一度暂停。据我所知，藏方代表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预谋的，就是为他们的下一步行动留后路、做准备。我清楚地记得，在谈判桌前，针对藏方代表的这一无理要求，李维汉曾经给予严厉批驳：“你们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请问：西藏究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是雪山狮子国？如果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就不能够拒绝人民解放军进驻祖国的任何地方！”对此，藏方代表哑然无言以对。

　　这次会议以后，谈判休会三四天，这期间曾进行了个别说服工作。由于阿沛·阿旺晋美的态度较为明智，藏方代表中持不同意见的人也就不再坚持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终于在1951年5月23日下午签字。我曾听李维汉同志讲，起初对怎么称呼双方所签订的文件拿不准主意，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后来请教了著名法学专家张奚若教授，张提出，两个国家之间的书面条约可称为“协定”，至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只能称为“协议”，这才最终定下来文件名。

　　签字仪式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每个人都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了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出席了签字仪式。签字那天，北京下起了大雨，按照藏族同胞的习俗，这是吉祥的先兆。因此，西藏谈判代表极为兴奋，阿沛·阿旺晋美高兴地向朱德、李济深和李维汉敬献了哈达。

　　签字仪式以后举行了庆祝国宴，我们参加此次谈判工作的几个同志也有幸参加了宴会。当我们随着李维汉走进宴会厅时，他向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的客人。”

　　在大约一个月的谈判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深受教育，简直比上了一个月的学习班还管用。首先，我对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其次，我从李维汉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在谈判中既做到了针锋相对，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迁就，也注意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分寸。李维汉的组织观念很强，在进行谈判的那些日子里，尽管有时候散会的时间很晚，但他都会及时向毛主席汇报、请示。（胡 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