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南方周末》作者：葛兆光（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 原题为：铁流、洪流与盲流——我的1966年大串联纪事

　　“革命大串连的洪流汹涌澎湃。大串连，是出现在中国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是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革命大熔炉，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人民日报》1966年11月27日的报道

　　第一部 铁流

　　有蒸汽就一定有吃的，我们决定闯进去。卸开一块门板，发现里面居然是一口大蒸锅，锅上居然有一个硕大的甑子，甑子里面更让人喜出望外的，居然是有一两百只枕头形的热粽子。饿极了的红卫兵已经全然不顾一切，撕开热气腾腾的粽叶，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了几口。毕竟是大学生，那个戴了眼镜的大学生建议，“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也要像长征的红军一样，给老乡留下借条，等革命成功以后加倍赔偿他们”。于是，借了手电的微光，匆匆写了一张借条。落款是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是“红卫兵”之类罢。只记得那个大学生字写得歪歪扭扭，还有“粽”字不会写，让我心生诧异。不过，这种说不清是“老红军”的革命传统，还是“草寇剪径”的磊落方式，当时还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戴上袖章冒充“红卫兵”

　　当停留在贵阳南站已经一天多的火车，吭吭哧哧艰难地开动的时候，一直窝在座位下面的我高兴极了，把早就准备好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往左胳膊上一套。说来也奇怪，戴上这个袖章，就仿佛日月换了新天，打灵魂里把前几个月的霉气一扫而光，虽然这袖章是自个儿捡了红布缝的，那八个字也是自己悄悄用黄漆写上去的，但不知咋的，戴上它好像就浑身往外蹦豪气，连胸脯也挺得起来，更别提说话了，带了袖章算“革命小将”，说话就是比没戴袖章的“黑五类子女”嗓门大。

　　就在两个月前，我还在贵州凯里城外三十里的挂丁还往南的苗寨山上，每天抡锄头开荒。被送到这里开荒，是因为我所就读的凯里一中，从六、七月间已经开始文化革命了，红色队伍觉得这些“黑五类子女”很碍事儿，批斗一阵后兴味索然，就干脆集体打包，送到学校农场了事。后来想想，觉得这方法就像古人区隔华夷之法，索性把红与黑分开，叫“壤断土隔，不相侵涉”。在一个月的开荒日子里，山上几乎能吃的野果子和地里漏网的红苕根儿，都被我们这几十个“黑色”学生吃完了，因为太饿，顿顿四两米饭带五分钱白水煮南瓜块儿沾辣椒，顶不住十五六岁的学生干这样重的体力活儿。人饿的时候，常常两只眼睛发绿光。更难受的是，每天要面对红卫兵们的鄙夷眼光，心里好像长着毛，实在觉得憋屈。真没有想到，就是两个月时间，居然没有了人看管，也就自行回到了县城，人一获自由，连骨头都轻得发痒。唯一羡慕嫉妒恨的，就是可以戴上红袖章去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于是照猫画虎，悄悄缝制了一个，时时戴上自我欣赏一下。

　　很巧的是，我的几个朋友，家里不是从广东来的，就是从上海来的，都想出去看看已经差不多忘掉的大城市。刚刚从乡下释放回来的父母，好像也很怂恿我们出行。于是，揣着父亲塞给的五十块钱巨款，悄悄从凯里搭了便车，溜到了贵阳，七转八转，乘黑夜上了据说会开往北京的火车。只是没有想到，这列火车居然从南站开到西站，从西站开回北站，然后又转回南站，就是没有走出贵阳。直到11月10号下午才算真正出发，这时离我们上车已经一天两夜了。直到这个时候，才仿佛“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回”，终于放大胆子，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后来想想，能戴上袖章，一是因为离开自己所在的凯里，外面没有谁认识谁，脸上反正也没刻了“黑五类”的字样，衣服上也没有“反动”的标志。二是已经是11月了，从6月开始热起来的文化革命早就蔓延过了界，革命的和革命的打起来了，打得更激烈，倒把“反革命的”从夹缝里漏了出去。三是因为革命烽火主要是要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这些落单的、小小的黑五类子女，谁也瞧不上也顾不上。很多年以后，我常想起这一场被冠以“革命”字样的大串联，觉得真是一出闹剧，几百万号称怀揣革命理想和斗争激情的年轻人，被某个伟大领袖口中发出的口号鼓动起来，在无政府状态下到处游荡加扫荡，当然是荒唐。可既有趣又可悲的是，对我来说，离开了熟悉却又屈辱的环境，在没有人知悉根底的地方，却好像真的“脱胎换骨”卷进了革命洪流，从被洪流所吞噬，到进入洪流成弄潮儿，成了鲲鹏，也应了毛老人家那句话，叫做“会当击水三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