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底，从苏联经迪化（乌鲁木齐）到延安的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次年1月，陈云流鼻血旧疾复发，休养三个月。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中组部秘书长邓洁受命到陕北公学第五队女生队去挑人。“邓洁来到陕北公学五队，找了队长陶婉容和书记宋廉，说明了来意。经过五队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于陆华）。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郭思敬主编：《我眼中的陈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84—285页。）3月，他们结婚。对此，于若木当时向其远在国外的长兄介绍说：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农历，1937年冬——引者注）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于若木致其长兄于道泉信，1939年5月28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同前引第219—220页。）

　　王定国、于若木们都很幸运，她们服从组织安排，遇到了有道德感、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中国革命巨人们。

　　由于维系这种革命婚姻关系的只是口头承诺、组织批准和事实存在，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所以，婚姻破裂的现象也很普遍。中国革命队伍里的男同志们，大多数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凭着英勇顽强的斗争和各方面的努力，升至各级领导岗位，有的还曾到苏联学习军事。“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会，也更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不用说，更没有恋爱过，他们也不会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会玩些什么把戏。当他们，有一天，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8页。）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情感与婚姻问题。

　　担任抗大校长的林彪，由组织安排解决其婚姻问题。当一名抗大女学员被带到校长室后，例行公事的那位同志并没有向这位女学员讲明是什么一回事，就自个儿跑了。女学员只当是林校长找她有什么工作上的事，静静地等着校长发话。可是，干巴巴地等了好一会，并不见校长开口，两个人都尴尬地坐着。突然，林彪说话了，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顿时愣住了，当她明白过来确是林校长向她求爱时，“哇”的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喊：“我不干！我不干！”（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49—350页。）这是当时同在抗大任职的莫文骅晚年回忆的细节，应当不假。

　　与此有大体相同情节的是，1938年底在延安采访的陈学昭所作的记录：

　　也许，有一天，在窑洞的转角，他认识了她，像一声春雷把冬蛰的动物都惊觉了，像但丁（Dante）遇到比德丽淑（Beatrice）。“怎么？在陕北，有这样的女性！”这样的庄严，这样的美丽！一个稀有的神秘的occult的微笑……而且，穿着一副军装。“同志！”继之一个敬礼，他们认识了！多少革命的理论好似都与爱情脱离了关系，因为这在他生平，还是极生疏而极新鲜的事情。

　　星期六的晚上，女的提议：“我们上城头看月亮去吧！”

　　“月亮有什么好看呢？还不如在家里吃花生！”男的回答。

　　“我们到延水边去走走吧！”

　　“又来了，你们天天在延水旁跑，还看不厌么？”

　　两种完全不同的情趣和喜好，如果没有大型集体活动可参加，只有两个人的夜晚是难熬的。最后，男的说：“还是去合作社喝四两白干。”

　　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非常规律得近乎本能的生活：吃饭，睡觉，打仗……“虽然他知道男女平等，男子应该尊敬女子，而且，中国的男子该帮助女子，求得解放，但偏偏有些时刻，一下子，他忘记了！眼前却只映起在小时候他在农村所看到男子的抢婚，养媳妇这一类事……一个女子怎么不接受男子的爱？！”（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8—119页。）这样的事例在当时颇为普遍，另见马加：《间隔》，《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12月15—17日；欧阳山：《圣地》，见《一代风流》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1372页。

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作者：朱鸿召，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