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10月，地点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校园里有一座三层楼的小别墅，是十月革命前一个俄国贵族的官邸，屋顶浮雕华美，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一个大厅已改成礼堂，整座宅院已改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时，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被称之为广州国民政府的“保姆”。国民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他，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国的招生等事务就是他一手操办的。

　　1925年10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大学习，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并成立了由谭延闓、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消息一传开，上万名青年踊跃报考，报考中大一时成为热门。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国共双方挑选了310名学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久，中共旅欧支部的20名党、团员在法国受到巴黎警察当局的迫害，根据党的指示，也转道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批学员中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

　　这所由俄国人出资创办，并冠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之名的异国学校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精英，陆续成为国共两大政党的风云人物。

　　此时的苏联，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各项经济建设还没有走向正轨，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据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中山大学预算为一千多万卢布，还动用了当时十分紧缺的外汇供学生回国探亲用，苏联政府尽一切努力来保证学校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生活。中国学生享有优于苏联教师的待遇，学校给学生发西服、大衣、皮鞋、冬装，寒暑假还组织学生进行夏令营或参观旅游。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和傅钟、李卓然、邓绍圣等十几人乘火车离开法国，途经德国、波兰，于1月中旬到达莫斯科。

　　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学习，他的俄文名字叫多佐罗夫，学生证号码是233。

　　初来乍到，同学们对他观察的印象是：很有自信的表现。他自己在1月19～22日的一份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中“对同志和自己的批评与观察”一栏上写道：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

　　在中山大学的学生中，既有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著名的学者，也有已在国内上过高中、大学的青年，还有来自基层的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根据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和具体情况分班。邓小平的文化水平属于中上，又有革命斗争的经历，被编到了以“理论家小组”著称的第二班第七组。这个组云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的重要学员。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屈武等。邓小平是第七组的中共党小组组长。

　　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注重对革命基本理论的讲授，注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考虑到学生们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还开设了军事课，给学生讲授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

　　除了必修的课程外，当时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都经常到中山大学就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讲演，使学生们受到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在中山大学，邓小平得到了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会。1926年6月16日，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邓小平“一切行动合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励同志讨论各种问题”、“从未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能切实执行”党指定的工作、与同志们的关系“密切”、“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最适合“做宣传及组织工作”等等。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不仅仅是国民党人，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是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莫斯科中山大学于1930年夏天宣布解散，从成立到停办共历时5年。（李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