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组建第三厅，负责抗战的文化宣传。厅长郭沫若到任后，广泛延揽人才，形成“名流内阁”。但却有一个共识，即三厅不录用女性。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说，在最早关于政治部的一次闲话式讨论中，“有一则是集中攻击女职员，他们认为政治部应该以不用女职员为原则。贺衷寒、康泽、刘健群三位主张得最坚决，以为用女职员有百害而无一利。陈诚也表示赞同。他说他最不满意的是女子穿军装，头发用电烫，脚上有的还要穿高跟鞋，真是对军人的侮辱。”

　　1938年，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昙华林鸣锣亮相。胡愈之、田汉、阳翰笙、郁达夫等众多文化名人纷纷加入，可谓人才济济，集一时之盛。

　　对敌宣传是当时三厅的一项重要工作，由拟定中的第七处负责，包括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等人。一天，郭沫若突然想到三厅要保证对敌宣传的效果，必须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而当下有一个特别合适的人选，即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

　　鹿地亘1935年即在上海从事反战活动，上海沦陷后，被迫与夫人池田幸子逃亡香港。郭沫若为此专门去找政治部部长陈诚，提出对敌宣传需要请日本朋友帮忙，并自谦地说自己在日本二十年竟还不能说好日语。陈诚问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日本朋友呢？郭沫若于是便介绍了鹿地亘。他说：“鹿地亘是日本的反战作家，帝国大学毕业，和冯乃超同期。他现在受着迫害，在香港过逃亡生活。我相信假如我们邀请他，他一定会来，而且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陈诚当即表示同意。于是，郭沫若与陈诚联名致电给在广州办《救亡日报》的夏衍设法转鹿地亘，表达相邀之意。同时电示广州方面某保安处长，清他们派人将鹿地亘夫妇护送到武汉。这样，一个星期后，鹿地亘夫妇安然抵达武汉。

　　那天，陈诚与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以及郭沫若一道与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见面。鹿地亘夫妇非常激动与兴奋。毕竟香港人生地疏，生活无着。而武汉气氛则大不一样。鹿地亘随后问周恩来：“不知我们到此能做些什么工作？”

　　周恩来说：“尽可能地参加中国抗战活动吧！这是我对你们最大的希望。若可能，请在郭沫若、冯乃超两位协助下，做些对日本军民的思想启蒙工作；同时也请尽可能为激励中国军民抗敌士气做些工作。”

　　鹿地亘连连点头，说：“感谢你的信任，我们将尽力而为。这也是我们来中国的目的啊！”

　　这次见面后，郭沫若又与陈诚商议他们的待遇问题。郭沫若提议聘请鹿地亘为设计委员，可解决每月车马费二百元。陈诚说：“他们俩都是外国人，一个月两百元恐不够用，索性请他们夫妇俩都做设计委员吧。”

　　当时政治部和第三厅均安排有设计委员。鹿地亘夫妇很快收到了政治部颁发的设计委员聘书。郭沫若说，他们俩是“属厅”的那种设计委员，“事实上成了第三厅第七处的顾问”。